“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并注入新内涵。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交纳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映。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有由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的绵延不绝的作品，“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金史》）的信念，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评判。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物质文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而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虞云国《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努力推动大国间的文明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世界各大国均拥有丰富多彩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融合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文明同样极富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奇丽瑰宝。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自 2014 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而以此为依托的双边政府交流、民间交往、经贸往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陆续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机制，为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中俄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历史举世公认，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当今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

    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文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然而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从而将中美关系渲染至所谓“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 21 世纪，这种“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的悲哀。

    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前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个充满自信的文明，其前提是要拥有对其他文明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只有交流互鉴，尊重、包容姹紫嫣红的不同文明，自己的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2019 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说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合作才是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美双方更应该承担大国应承担的特殊责任，摒弃冷战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选自潘震《大国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有删改）

美妙的羚羊峡谷

    ①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并不繁华的小镇，那里聚集了众多名声显赫的国家公园。而就在这个小镇东南不远处，有两段神秘的峡谷，当阳光照进幽深宁静的谷中，光与影的舞蹈便在这里释放魅力。这就是美妙的羚羊峡谷。

    ②羚羊峡谷属于狭缝谷，深入谷底会发现它如同一个美妙的艺术宫殿。谷壁看似轻柔，实则非常坚硬，岩石表面像被精心打磨，纹层顺着岩壁流淌，如同一万年前的波浪被定格在这峡谷中。阳光从峡谷顶部射入，幻化出奇幻的色彩。所以也有人说，羚羊峡谷是“被上帝抚摸过的地方”。

    ③羚羊峡谷分上、下两段，两段相隔的几公里之间都是平坦的沙漠。

    ④上峡谷只有180米长，谷底稍宽一些，但最宽的地方也不过5米。走进上峡谷好像进入了一个大自然的神殿。头顶上射下来的阳光让曲折的峡谷时而暗影朦胧，时而红光沐浴。一道道层峦叠嶂的优美弧线背后不时透出柔和的彩光，神秘莫测，吸引着无数探奇的游人。

    ⑤下峡谷是一条长800米，深约10米到20米的“地缝峡谷”。它像蛇一样蜿蜒在地下，宽的地方只有两三米，狭窄处难有下脚的地方。谷底很平坦。两侧光溜溜的砂岩壁上呈现出各种曲线的三维组合，水平的波纹和纵向的波浪形曲面相交，凹凸有致。构成羚羊峡谷的岩石是红色的砂岩，它之所以显示出鲜艳的红色或橘红色，是因为铁元素以氧化物的形式同沙子一同沉淀下来，充当了红色的染色剂。阳光从头顶上的天缝里倾泻下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灯束，缓缓地扫过地缝。红色的砂岩就在光影里呈现出柔和的各种暖色色阶，从橙黄到赤紫，像火焰在舞蹈，像丝绸在飘动，也像涟漪在变幻。砂岩地层与阳光共同创造了这奇妙的峡谷。

    ⑥羚羊峡谷主要由流水侵蚀形成。羚羊峡谷地处科罗拉多高原的中部，科罗拉多高原的降水多以集中的暴雨形式在夏季出现。暴雨造成的山洪水量大，水流急，常常沿地表的低洼缝隙急速流下。流水与其中裹挟的沙石块和树木一路撞击侵蚀河床，让它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逐渐变成了宽大的峡谷。

    ⑦科罗拉多河在日夜流淌，继续塑造着大峡谷。科罗拉多高原上数不清的季节性河流也无定时地冲过羚羊峡谷之类的狭缝谷，把它们不断地加深加宽。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再过几百万年，科罗拉多大峡谷将变得宽得望不到对岸，深得与海平面平齐。那么到那时 ， 如今的缝隙般的羚羊峡谷会不会被溪水开凿成新的大峡谷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屡提及并不断丰富的一个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关键原则和方向。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还需要解决很多矛盾和难题。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