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

材料一：

当你阅读或写作时，你是否听到了自己脑海中的朗读声? 绝大部分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这种“脑海中的声音”时刻陪伴着我们，偶尔还会转化为语言，令我们脱口而出。

这是为什么呢?  

在英国《卫报》的帮助下，我们把超过1500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在阅读时是否在脑海中听见小说角色的声音，大约五分之四的人承认听见了声音。七分之一的人说，那些声音和人真实说话的声音一样生动。一些读者说，他们很早就会主动地为角色创建声音：“通常在故事早期，我的大脑就会为我感觉会大声说话的角色寻找一个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听见“声音”就意味着这本书不适合他们：“我总是听见书中角色的声音，如果我听不见的话，通常是因为我对那本书不感兴趣。”

成年人会听见虚拟角色的声音，这同样也适用于我10岁的儿子。小说家运用两种主要方法来描绘故事中角色说的话。他们把角色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 通常以引号为标志----这被称为直接引语。或者他们可以间接地表达，即所谓间接引语。

心理学表明，直接引语通常比间接引语更生动。斯坦福大学的伊丽莎白·韦德要求参与者汇报一段别人进行的对话，并要求他们要么把它描述得有趣，要么只是信息准确。当参与者试图增加趣味性，而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时，则更有可能选择直接引语作为其描述方法。

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人们在阅读这两种引语的时候，大脑中会发生些什么”的疑问。研究发现，参与者在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不同。具体来说，听直接引语使右听觉皮层区域有更强烈的激活反应，而众所周知右听觉皮层对处理声音至关重要。两种引语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呈现被描绘的语言，直接引语比间接引语给人的体验更生动，因为它激活了体现声音特性的大脑区域。

一位小说家这样写道：“身为一位作家，我就像在偷听一段对话，或者说偷听很多对话。我不编造对话。我听角色说话，并且记下他们说些什么——就像速记打字员听写一样。”对另一位作家来说，与虚拟角色对话是更微妙的“收听”过程：“这是个亲密的过程，就像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也不和他们说话。这更像我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内部生活。”

查尔斯·狄更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当我坐下写书的时候，”他于1841年对朋友这么说道，“某种善意的力量向我展现了一切，引诱我对此感兴趣，但我没有创造它，真的没有，我只是看见它，并把它记下。”此处谈及的书是《雾都孤儿》。狄更斯的美国出版商詹姆斯·菲尔斯回忆道：“在创作《老古玩店》的过程中，小尼尔到处跟着他； 当他写《雾都孤儿》的时候，犹太恶棍即使在他最累的时候也不让他休息。”

但是，这些“声音”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一体验。作家听见的声音和许多幻听一样，是否有明显的感官特性呢? 在2014年与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一次合作中，来自听声小组的一群人开始填补这一空白。

所有参与那天节目的作家都先被邀请填写一个关于他们听见自己角色声音之体验和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你有没有听见过你自己角色的声音”，70%的作家回答“听见过”。对于“你对自己的角色有没有过视觉或其他感官体验? ”这个问题，大多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约25%的作家说，他们听见自己的角色就像在房间里说话一样，但41%的人表示，他们会进入一段与自己笔下角色的对话。然而，许多作家否认听见角色的声音类似于幻听。一位作家说：“我‘听见’他们在故事的世界里谈论自己，或者和其他角色对话。但他们不会像那样对我‘说话’。我不认为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我偷听他们说话。”而另一位作家说：“有时候我正在写作或正在构思故事，能听见最主要角色的声音，就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对我说话的真人。”

填写了问卷调查的约20位作家自愿参加了后续的访谈。一位小说家说：“我在听到角色声音之前，不能算真正在写作。我必须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如何发音，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话的风格和他们评论的内容。然后，你从中发现乐趣，希望它再进一步发展。”另一位作家评论道：“角色总是带着声音开始。有时，我可能对一种角色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声音带我进入角色……我写作的时候，声音出现了。当声音经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写作的过程。”

(摘编自查尔斯·费尼霍《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

材料二：

【编者按】每个人都会在脑海中对自己说话，自我对话也是完成复杂思考的常见和必要形式。“脑海中的声音”逐渐成为脑科学研究界的焦点话题，上海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一书，正是有关此话题的著作。作者查尔斯·费尼霍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小说家，这让他能够把枯燥的论述写出叙事艺术的感觉，从而让这本书从众多心理学著作中脱颖而出。

【内容简介】

在这部书中，查尔斯·费尼霍通过详述大量的原创案例研究，阐明了语言和思想如何在意识中交织，还基于前沿科学理论、新的“对话式思维模型”，以及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和其他突破性技术，为揭秘脑海中的声音写下了一本客观而又迷人的指南，也改变了我们对所谓幻听者的诸多误解。

根据费尼霍的研究，人们通常所说的“思考”往往是指对意识多重声音的接收和表达。实际上，这种声音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内部言语”，它是一个聆听自我、与自我对话的复杂过程。内部言语的作用或许比我们认为的更加重要，它能够帮助人类调节自身行为、激励我们采取措施，甚至让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研究内部言语可以丰富我们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大脑如何运作，进而找到治疗幻听等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

(摘编自上海教育出版社《脑海中的声音：一本客观又迷人的心理学著作，揭秘我们脑海中的声音》，2019)

材料一：设想一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从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 当然，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是其中一点。就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这个理论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做出了准确的而别的理论没能做出的预测。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理论的另一个特性是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具体地说，如果你根据某个理论预测了某个数据或观察结果，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释了这个数据或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某种追溯预言。在20世纪早期，科学家发现水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奇怪。此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表相对论。如果相对论在关于水星轨道的观察结果出现之前就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用来预测水星轨道的奇特情况，因为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希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但是，只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就足够了? 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反映现实事物的情况? 正是这个命题把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适当的理论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至于这个理论是否反映或模拟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而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恰恰相反，一个合理的理论必须不仅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而且要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情况。

在这里，让我们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来理解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托勒密体系由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提出。它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其他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理论。托勒密使用了周转圆这套数学算法来预测和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相关天体的位置。托勒密并非周转圆算法的发明者，但与前人相比，他拓展了这个算法的使用范围。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复杂的宇宙模型，如果没有周转圆 (或类似的东西)，就无法准确预测和解释行星的运行。

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150年左右的工具主义者来说，“其他行星是否真的沿周转圆运行”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重要。托勒密的理论准确地损言和解释‘丿相天数据，这丿定唯一的重点。但与之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尽管托勒密的理论做出了准确预言和解释，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要求这个理论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m以，如果兵他行星没有沿周转圆巡行，也就是说，如果周转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托勒密的理论就不能被接受。

一个人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理论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现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则对现代量子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

也有人可能分别用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举个例子，哥白尼体系 (一种日心说理论) 于16世纪50年代发布，到了16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大学里，同时教授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在望远镜发明(大约在1600年) 之前，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相信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们通常对托勒密体系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哥白尼体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被当作一个便于预言和解释的理论而被接受和广泛应用。总之，在1550年到1600年间，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和平共存。然而，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以及表明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证据被发现以后，这个相对和平的共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总结一下，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怂恿。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准确预测和解释相关数据。但是，现实主义者同时认力，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描绘或塑造事物的真实情况。最后，混合了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情况，或者对某个理论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理论持工具主义态度的情况，并不万盾，也并不少见。

(摘编自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孙天译)

材料二：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因为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摘编自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