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 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歲不還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 卖的限制和千预，作为商品进入流濩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食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野马广为散布，曾为原始人类猎取为食。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区，晚商以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马的遗骸越来越多，如河南安阳殷墟与山东临淄春秋时期大型马葬遗址。

    马匹作为重要的驼畜，春秋以前在中原主要用于牵引战车，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胡服骑射”之后，更多地用于骑乘。由于自然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区繁衍的马匹不但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要，且品种易退化，因此需从临近的蒙古高原输入。蒙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体格不大，但身躯祖壮，四脚坚实，耐力好，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汉武帝时，为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路过大宛，了解到当地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这种马与中原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身长体高，速度耐力兼备，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前膊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汉郊祀歌描写道“霑赤汗，沫流赭”，便以“汗血马”名之，又称“天马”。汉武帝为求“天马”，数次向大宛遣使，而大宛不仅不答应，且杀害汉使，引起汉将李广利两次率军征讨，最终如愿荻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而归。

    汗血马的引进数量毕有限，而以良种西城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

    蒙元是城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即阿鲁骨马/小西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由于看惯矮小蒙古马的蒙元族非常珍视“西马”，有些回回商人投其所好，远赴西亚购取，花费巨大。元仁宗即位之初，监察御使哈散沙因此奏请禁止，得到仁宗的批准。但实际上，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汗怯别每年都数次遣使进西马等方物，元亦给以年例或回赐，其中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赐钞4万锭。

    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载畜，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选自《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马匹》，有删减)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