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

   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

   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

   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更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物色在有些人看来充满愉悦，而在另一种人眼中却充满悲伤。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麦子黄了

杜学峰

    黄亮升任了副局长。老黄接到他儿子电话的那天，他让老伴把家里的那只老母鸡拎出来宰了，砍下半边炒了下酒。昏黄的灯下，旁边坐着老伴儿，老黄独自一人喝酒，边喝边与他娘说着话：“咱儿子争气呀，十几年的书没白念，当年我先钻窑孔后甩大锤劈山开石，虽落下了很重的矽肺病，值呀。你看邻居的狗娃，小时候吃得胖胖的，人见人爱，都说那娃有福气，今天呢，狗娃在城里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一根竹棒，两根绳索，在车站跑着揽活。哎，我有次看见他站在副食店门口将一瓶啤酒汩汩地灌了下去，看着心疼啊！”

    老黄那晚喝得很开心，喝得上眼皮粘粘的，然后倒将桌旁的床铺，欢快的鼾声似乎一夜在宣泄老黄的心情。

    日子如山岗掠过的风，一下子就到了腊月。

    那天，他娘接了个电话，说儿子今年过年不回来了，就在城里过，春节有空再回来。

    老黄一言未发，抽出烟叶，裹着烟卷，自顾自地抽起旱烟，缕缕蓝烟缭绕着老黄的脸。

    那年过年，没有往常的热闹，但老黄是沉静的，该吃吃，该喝喝，说话也响。他没去谈以前做科长的儿子会年年回来，好吃的一大桌，尤其是自家山里出产的干笋子，儿子吃了一碗又一碗，边吃边说好吃，还吃得过后直流口水，然后打着响嗝，和父母拉家常。老黄不愿也不敢让自己情绪发酵，以免蔓延开去，醺了他娘，弄得过年伤感。

    大雁回了，抖落一路的风尘；新燕来了，啄上新泥筑新巢；麦苗青了，房前屋后一片翠绿。大地像一片海，风拂过，唯见绿浪起伏。老黄和老伴儿躬着腰，侍弄着庄稼，像两个圆点在绿浪里隐没。

    儿子没回，差不多快一年了。

    儿子其实也并不是没牵挂父母，有隔三差五的小车来到家门口，一袋袋一件件的东西，都是司机代搬，邻里好生羡慕。而唯有老黄默不作声，仍旧只顾摸出烟袋，裹着烟卷，手还有些抖。尤其是当司机往屋内搬运东西时，老黄面向里屋，脸涨得通红，猛抽旱烟，团团蓝烟遮罩了他的整个面庞。

    五月的大地一遍火热，坎上地里的一茬茬麦子就像熟透的少妇，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味儿，透射出农村生活的火热与富足。

    然而，今年老黄似乎对弥漫的麦香没了知觉。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一边端着酒碗，一边望着屋前那大片金灿灿的麦地，喃喃地说道，这日子就是好啊。

    那夜，老黄剧烈地咳嗽。半夜里，老黄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自己得了重病。

    第二天，儿子回来了。父亲啥也没说，拾起镰刀抬腿进了麦地。正午的太阳像一柄柄毒剑，明晃晃地刺得人不敢抬起头来，照在头上似麦芒刺得生疼。父亲展开姿势，像是在大地里舞蹈，一茬茬麦子被父亲放倒，脸上的汗水淌落而下，被大地吸吮得不留一点痕迹。

    儿子站在阴凉处，劝父亲：“爸，进屋休息吧，等太阳偏了些，再割吧。”父亲闷声不响，继续割。儿子无主意了，只得跟在父亲身后像小时候那样捡拾折掉了的麦穗。

    正午的大地如一块硕大的火床，烤得黄副局长衣服全湿透了，口渴得犹如眼前干坼的泥土。黄副局长终于忍耐不住，声音洪亮显得有些果断：“爸，你再不回家，我就回去了！”

    老黄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眼睛里似支出了两把镰刀。用手头的镰刀指着儿子：“你敢！”

    两个男人就在地里僵着，有风裹挟的热浪拂过麦地，只听得有饱满的麦穗炸开麦粒的声音。

    半响，老黄开腔了：“今天我把话揭开了。你捎回的那两件茅台五粮液是你自己买的么？”儿子不作声。“不是你买的往家里送，那叫什么！”老黄近似咆哮。老黄顿了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地里捡麦穗挨了一顿饱打么？”儿子赧然，面有愧色。“当年叫你捡麦穗，你居然跑到人家麦地中间，割下一块来！”老黄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大口浓痰吐在儿子面前，带血。

    儿子心疼起来，连忙去搀父亲。父亲大手一挥，胡须颤抖：“那是你小时候犯下的糊涂，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拿人家送的东西往家里搬，你坐公家的车回家，你现在是懂理懂法故意犯法！当了副局长怎样了？你还不是泥腿子出身，你还不是有一个得了矽肺病的父亲！老家不想了，土地不亲了。我告诉你一个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才是做人的胆。我佩服狗娃，一根竹棒，两根绳索，同样撑得起自己的一片天。”

    一阵微风拂过，浑身湿透的黄亮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秋来查干湖

李旭光

    查干湖美，美在秋天。秋湖的长天，极为疏朗。站在环湖路上，依稀看得见天宇的穹顶与湖水交割的弧线。惊鸿照影，间或掠过几朵祥云。夜幕乍落，伫立在湖岸高坡上的妙因寺，不时传出阵阵晚课的钟鼓和诵经的吟唱，剪影里，空气也凝固了一般。到了晓夜当空，繁星拱月时，天上湖中，已辨不出哪里是真实的，哪里是虚幻的。

    查干湖美，美在秋水。秋水如娴静而又落落大方的少妇，深邃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你。从松花江引入湖中的百里运河，已放慢了流速，使得这时的湖水波澜不惊，清澈见底。泥沙已经淘尽，水中的游鱼和水草分明可见。夏日肥得如油的湖水，已经显得清瘦，是湖水中的鱼虾和健硕的蒲苇把它的营养吸吮殆尽。湖水从暑热变为秋温，鱼儿多半向湖的深处游去，垂钓的人们便懒于来此蹲守。随着秋一天天走向肃穆，湖区的游人也少了许多，但仍有不少老人、情侣、画家、摄影家、迁客骚人来此小住。与其说是游湖，莫若说是人生的一次悄然回眸。

    查干湖美，美在秋草。轻露染过的蒲草依然葱郁滴翠，很深的一截还在水里，蒲棒却透出橙黄。渔民介绍，蒲棒采摘下来，可以作为驱赶蚊蝇的香炷，一支蒲棒，可以燃上几个小时。有些地方用蒲草做床垫，铺在下面厚厚的、暖暖的，还散发着蒲香，销路很被看好。秋苇比起蒲草来，要更美些，更张扬些，更浪漫些。一枝枝、一簇簇，泛着轻黄的舒展的苇叶，就像跳藏族舞的姑娘，张开双臂，弓起腰肢，献出哈达。而泛着油光的银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柔软地散落开，烈火呼啸般地狂舞。修长的苇秆，接踵摩肩，竹林般地森然列阵。待到湖上结冰时，这些蒲草和芦苇都 要被渔民割掉。割去固然可惜，但为了将一腔热血回报养育它们的大地，为了来年春天新生命的再一次萌发，想一想， 也就释然了。湖中还有铺天盖地的菱角与荷花。花期过后，尚有一片片圆得可人的叶子浮在湖面，新绿里透着油一般的光泽，圆叶的下面，是一枝细蔓连到湖床。这时，肥硕的菱角，黑黝黝的已经成熟。记得小时候开那达慕大会时，总有一些小商贩，将菱角煮熟后对半切开，用粗瓷碗盛着叫卖。孩子们用菱角那略朝里弯曲的锋利的尖儿，把果肉从菱角壳里抠出来，送到嘴里，吃起来真香。荷花的莲蓬籽，连同泥里鲜嫩稚白的藕都已成熟，渔民们却不舍得去捡拾，任由它们在湖中自在地散落，肆意地蔓生。

    秋天的查干湖，是水鸟的王国。从8月底到10月初，在北国圣水中完成季节性侨居、顺便又繁衍后代的候乌，几十万只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湖中翔集。对水禽颇有研究的鲍鹏友局长告诉我，这里面有天鹅，有丹顶鹤、白鹤、灰鹤、 苍鹭、白鹳，有大雁以及其他近百种水禽，其中，光是野鸭，就有针尾鸭、绿头鸭、赤颈鸭等20多种。一时间，湖中用来接待“客人”的蒲苇显得容量不足，鸟儿们吵闹着、争抢着、嬉戏着，一边庆幸着对圣湖的占领，一边抓紧时间在这里捕鱼啄虾，补充能量，同时讨论着生活琐事，谋划着南归的路线。

    秋天，湖中的鱼也肥了。南湖的水草茂密，草根鱼、青根鱼长得特别快。夏天到南湖垂钓，听到“咔哧”“咔哧”，那是草根鱼进食的声音，“咯嘣”“咯嘣”的声响则是青根鱼的。青根鱼被渔民归类为牙鱼，它们非常爱吃田螺、河蚌等贝类，因此青根鱼的牙床后面有个冲压床一样的凹凸槽，骨头自然是极硬的。渔民在食用青根鱼前，都要先把这块骨头取出来，做成小饰件。青根鱼的肉雪白、细腻，口感极爽，是湖中的上佳之品。每年冬捕时，南湖的青根鱼一出水就极畅销，大的四五十斤重，一两米长，一斤就要卖到 100 多元钱。在北湖，鲢鱼、鳙鱼、鲤鱼、湖虾，俱为上佳之品。尤其是北湖的鳙鱼，俗称胖头鱼，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绿色有机食品。冬捕时，湖面上人潮涌动，车如穿梭，冰晶雪国里蒸腾着节庆的热浪。

    秋天的查干湖，最美的还是渔民。春天投放鱼苗，夏天管护，到了秋天，终于眼见着湖里的鱼肥了、大了，将整个湖都胀满了，渔民便美在了心里。他们这时开始收拾冬网，做着冬捕的准备。干活累了，几杯酒落肚儿，他们在一起海吹神聊，什么泥鳅用皮肤、肠道呼吸啦，胡罗鱼要在河蚌里产卵啦，老头鱼会冬眠啦，更别有一番情趣。

（选自《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