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很大影响，因此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清明雨

    时令、文化、风俗三节合一的“清明”，自唐宋以来，多有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而“清明雨”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寄托愁思与缅怀之情的独特物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以凄凉、忧伤的意味而深入人心。在追思先人的日子里，“清明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脉脉之雨，而是添人愁绪的凄凄切切之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就是千年来清明气象的写照。

    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攀升到12℃以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从冬到春的转变。此时，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减弱，来自东南方海洋的暖空气开始活跃北上。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是冷暖空气往来频繁、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冷暖空气在此交锋，因此这一带出现绵绵细雨便不足为奇。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

    清明之雨，使悲凉凄切的氛围更加浓重。从生理层面看，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分泌的松果体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使人精神振奋，霪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清明雨”还在心理层面充满悲意。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心理上的。换言之，人如何感知、想象和看待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便赋予它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在肌肤上，更加剧了悲凉心理的体验。

    谈到绘画，首先应打破传统的书、画同源，或书出于画的似是而非之说。从我国龙山期、仰韶期的彩陶，以逮殷代的青铜器，其花纹的情形，在今日犹可考见。这可以说是今日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的绘画。彩陶文化期的花纹，多彩多姿；青铜器的花纹，威重神秘；但两者皆系图案的、抽象的性质，反不如原始象形文字之追求物象。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一部分铜器上的狩猎、动物的花纹，带有活泼的写实意味。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查，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由最早的彩陶花纹来看，这完全是属于装饰意味的系统，所以它本身没有象形不象形的问题。例如把这类花纹应用到衣服器物上面，以表示服用者的不同身份，这依然是对被装饰的对象，由装饰的象征性而赋与以当时所要求的意味。由甲骨文的文字来看，这完全是属于帮助并代替记忆的实用系统；所以一开始便不能不追求人们所要记忆的事物之形。等到约定俗成之后，便慢慢从事物之形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实用时的便利。所以文字与绘画的发展，都是在两种精神状态及两种目的中进行。何况我国六书中指事的起源，没有人能说它会晚于象形。因造字之始，即有指事的方法，即可斥破由象形文字而来的文字是与绘画同源，或出于绘画之说之谬。

    书画的密切关联，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其引发此一自觉的，恐怕和草书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草书虽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在历史中最先在书法上受到艺术性欣赏的，当为后汉章帝时杜度的章草，由此流衍而为崔瑗的草贤，张芝的草圣。而张彦远的《书法要录》，一开始便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非草书，是对草书加以非难。赵氏认草书为“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所以他劝大家把这一番精力，应“用之彼七经”和“稽历协律”这一方面。由此不难窥见自杜度的草书成功后所引起的对草书的欣赏与学习的狂潮。我以为书法是在此种狂潮中才卷进了艺术的宫殿。书法从实用中转移过来而艺术化了，它的性格便和绘画相同。加以两者使用笔墨纸帛的同样工具，而到了唐中期以后，水墨画成立，书与画之间，更大大地接近了一步，遂使一千多年来，大家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联，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联。

    即使在艺术性的关联上，后来许多人，以为要把画画好，必先把字写好的看法，依然是把相得益彰的附益的关系，说成了因果上的必然的关系。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菜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事实上，固然许多人善书同时也善画，但吴道子本来是“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而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云林，“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沈颢《山水法》在《落款》项下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这即足以证明绘画的成就，原与书法并无关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中间实含有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要借书法以伸张绘画的意味在里面。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

（摘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