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而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警惕汞污染

    1953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怪病”，称为“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先出现在猫身上，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而死。不久，陆续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步履蹒跚，手足麻痹乃至变形，神经错乱甚至死亡。后来发现，这不是传染病，而是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水俣湾一家化工厂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使用了含汞的催化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其中有的是甲基汞，有的是无机汞，而无机汞会与水体或水生物的有机物反应生成甲基汞。甲基汞的脂溶性非常强，可以在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公司和政府对水俣病的认定只考虑直接接触甲基汞所导致的症状，而这种症状与甲基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症状不完本相同。因此，只有部分水俣病患者获得认定。

水体中汞污染是人类健康的隐患。因为水中的微量汞，经过水中食物链（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小鱼大鱼）的逐级转移，在食物链顶级生物体内可以富集到数千至数十万倍。以美国金枪鱼罐头为例，1953年含汞量为0.08PPM^[注] ， 到了2005年就增长至1.79PPM。对以鳌鱼和综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法罗群岛居民的追踪调查发现，他们的血汞含量可能是全世界人群中最高的，达到6PPM。鱼类体内的汞主要为甲基汞，其百分比随着鱼龄增加而增加，一年生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的31%-35%，8-12年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为67%-100%。在一般情况下调查和监测鱼类的含汞量，对于了解水域汞污染程度十分必要。

    目前全球人为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汞达2000吨／年。汞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能够随着空气团作全球范围的迁移，在大气中停留几个月甚至一年。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发生沉降，并在当地食物链生物体内聚积。由于汞的这种属性，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性污染物，是除了温室气体外唯一一种对全球范围产生影响的化学物质。

    我国是汞生产和消费大国，十分重视汞污染防治研究。有研究表明：中国汞污染的健康影响途径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照搬欧美研究成果评价中国汞污染情况，如在北美和北欧地区，某些鱼类体内的汞浓度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但我国贵州即使在汞污染较严重的地区，鱼体内汞含量却相对较低。另有研究发现：汽车尾气中的汞进入到空气中后，可以被植物吸收，因此路旁植物中汞的含量要高于公园中的植物；北京市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和汽油燃烧的汞释放、化工厂的汞排放，贵阳市的汞污染原因则是土壤高汞背景值以及原煤汞含量高。

    垃圾焚烧是汞污染的又一个主要来源。垃圾中的汞主要来自电池、体温计、日光灯等，如果能对含汞废弃物采取比一般生活垃圾更严格的处理措施，将有利于减少汞污染。

【注】PPM：即百万分之一。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的政策，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鹬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到肆千灯多闪铄，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