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小雅·白华》中就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之语。啸，郑玄说它的意思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吹口哨。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她们心怀幽怨，发而为啸。在其他记载中也常提到妇女作啸，如《古今注·音乐篇》说商陵穆子婚后五年无子，将别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妇女用吹口哨来舒其不平之气，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不过，啸也不完全是抒情的，它也用在某些行施巫术的场合中。葛洪的《神仙传》记西汉人刘根学成道术，郡太守知道后，命刘召鬼，如召不来，将加刑戮。刘根于是“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忽然南壁裂开数丈，有许多兵护送一辆车出来，车上以大绳缚着郡守已亡故的父母。

    至东汉时，这种音调既清越、用意又含有若干神秘色彩的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魏晋以后，关于吟啸的记事更加常见。这时的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而且当其意趣恬适、心境旷放、谈玄挥尘、登高临远之际，也常常且吟且啸。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自然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可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士人多苦闷，卓荦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的时代背景下，这却正是他们很欣赏的一种姿态。所以吟啸之风，广泛流行，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啸只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世说新语》用“傲然”来形容周顗啸咏时的神态，可谓搔中痒处。而这种动作和神态又可被简称为“啸傲”，即郭璞《游仙诗》所说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至于《归去来兮辞》中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虽不言傲，而傲世之态，已尽在其中。但魏晋时的吟啸，现代却有时把它理解为“唉声长叹”（新版《辞源》）或“感慨发声”

    （新版《辞海》），果如是，它就只不过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既谈不上什么音乐性，也和讲风骨、讲谈吐的魏晋名士的气质颇不相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道真少时“善歌啸，闻者留连”，《陈留风俗传》说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都反映他们的啸声是带有旋律且相当优美的。啸之发声的特点不是唱，而是吹。正像《啸旨》中说的：“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①。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游太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等句便可为证。唐以后，此风渐息。到了宋代，学者讲义理，士子重举业，没有谁再像魏晋时那样动不动就长啸了。诗文中偶或提到啸，多半是在掉书袋，不一定实有其事。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是丑角行当的一项重要表演技巧。但它和魏晋之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隔膜，现代人对魏晋之啸不甚了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①孑余(孑馀)：剩余，残余。

书院概说

    ①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②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银，或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③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

    ④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

    ⑤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活动与一般祭祀比较有其特殊性，祭祀主要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

    ⑥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自行将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成败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他们对于人永远是亲切的。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节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名言，并得到朱熹、吕祖谦以及众多帝王将相的高度赞赏。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反思张载之志的成败得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科学素养的不足 ， 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

（摘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人民日报6月16日版，有删节）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

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稳固的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摘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