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中包容的智慧

    ①有人说，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怎样通过对话消弭人类的隔阂？这时，一种浸透着宗教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包容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②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新走向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社会形态也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开明。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开放应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从唐僧西天取经到郑和下西洋，从接受佛教到接纳遣唐使，传统中国曾有着对外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显示了中国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③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⑤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他在整理《五经》时，并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孔子被后世誉为“集大成者”，其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⑥中国古代研究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开明的中国更加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在传统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找到和谐，找到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坐标。世界应该感觉到了中国人对于文明对话的自信和迫切。

    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最终将使东西方文化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用平等铺路，无差别尊重。与人为善，尊重个性，交换立场，平等众生 ——那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那就是多赢共和的结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体现。

    目前，“中国哲学”与国学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似乎有关国学的研究都可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问世。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想借助国学竭力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谋取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无法明确自身与国学的本质性差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用以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特哲学的理由难以成立。

有人认为，“哲学”是个共名，因此“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  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却似乎忽略了类似的共通之处也可以存在于“哲学”与文学、艺术或宗教之间。

    还有人认为，哲学是某种文化的核心，没有哲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未断，因此必有“哲学”这门学问。这类说法，大约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样板而得出的一个非普遍的结论。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承认，且至今还有认可中国的Philosophy并以之作为终生研究事业的人。的确，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西方耶稣会士所作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1687年）似乎是最早用“Philosopher“（哲学家）一词来称呼孔子的文献，但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充满主观性的、非专业性的传播，使当时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都先后一度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了解都很有限，不能用来证明中国自古就存在与西方Philosophy一样的学问。虽然现当代西方有一些学者终生钻研所谓中国Philosophy，但他们的研究多不为西方Philosophy界的同行所看重。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这种判断中国哲学之成立的方式，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还有一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Philosophy，而且还优越于西方。但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滞留在他们对西方传统Philosophy的批判态度上，而同时深入他们批判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觉，他们所用的批判方法及问题意识都是典型西方Philosophy式的。拿海德格尔来说，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思想”而非“Philosophy”。但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统治了西方Philosophy几千年的理性、逻辑之思。他批判西方传统Philosophy并非将其彻底抛弃，而是要揭示其缺陷，为更正当的理性和逻辑重新奠基。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曾有哪些思想经典对西方式的理性与逻辑做过清晰而系统的阐明论证。因此，借助作为西方传统Philosophy之叛逆者的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讧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甚至优越性，无并于缘木求鱼。

    有人担心，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类似于西方的Philosophy，就等于否认中国古代思想有对人生真理、生命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精神的思索和追求。其实，古希腊有了艺术和宗教之后，Philosophy还会发展出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三者同样都能实现对人生真理和终极精神的追求，但与艺术和宗教不同的是，唯有Philosophy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这种人类所独具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掘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而艺术主要通过直观和知觉，宗教则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西方Philosophy所表现出的这种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其必要的典型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西方Philosophy可称之为“典型哲学”，而凡是这种典型特征表现得不充分、不明显的其他哲学，诸如中国“哲学”则可称之为“非典型哲学”。

    若要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哲学，就必须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的真正共通而同时又与艺术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作为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把握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认为我们也拥有作为一种独特哲学的“中国哲学”，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Philosophy的学习和训练，以培养我们本来并不擅长的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能力。

    这样的学习，不但不会瓦解中国传统思想，消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借鉴、吸收、转化传统思想的智慧和优势，真正建构起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中国哲学。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术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第一，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没有市场机制，即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产权。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目前道德的衰落一个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

    产权保护的重要一条，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很好的产权保护，而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

    第三，谈一下企业家，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一项产品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该产品的公司本身。

    市场经济的三个基础缺一不可，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节选自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讲演》，有删节）

    敦煌壁画作为我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瑰宝和精髓，对色彩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对线条有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敦煌壁画是我国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我们从敦煌壁画的载体来看，敦煌的石窟建筑是敦煌壁画的载体，而敦煌雕塑是敦煌佛窟的主体。敦煌的壁画对于敦煌的建筑，起到的是一种美化或者是装饰的效果，它对于敦煌的雕塑，也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但是敦煌莫高窟中的主体雕塑，并不能体现出当时文化的进步以及经济的繁荣等内在的内容，所以只能够通过敦煌的壁画来体现。由此观之，在敦煌的佛窟里面，壁画所处的位置虽然不是主体的位置，但是它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敦煌莫高窟从最初开发到最终的形成经历了好几个朝代，而各个朝代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又各有不同，所以在壁画的色彩和表现力上也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各个朝代的特点。敦煌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不仅有历史文化风貌，还有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

    北魏出现的壁画属于敦煌壁画创作初期的作品，所以壁画在表现形式和基本色调上体现出北魏时期色彩的变化，浓重而又富有变化。绘画的画家们首先用红土粗略地在墙壁上起稿，之后再用黑色的线描一遍。画面壮美、宏大，人物采用了龟兹风的渲染手法，类似于西方绘画。后来到北周，壁画一般都绘在经过处理的白色背景区域，使得色彩更加突出，画面更加美观。

    再到隋唐过渡时期，敦煌壁画继续创新，这个时期的壁画在创作和表现形式上既承接了上一代的特点，又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壁画高雅富丽，更加注重色彩的协调和搭配。这个时期的壁画创作，在绘画手法上以平涂为主，绘画出主体后再加以修改，色调以绿、青、红为主色调。到唐朝，壁画更加注重色彩和线条的结合，在色彩的作用上，也更加具有创造力，不再以单元色为主，出现了许多的复合颜色。其中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色彩典雅绚丽，浓厚而不失庄重，线条飘逸又能清晰表现主旨，内容富有想象力又符合逻辑。红色的廊柱，青绿色的琉璃瓦搭配和谐，错落有致，而人物的衣着服饰多用间色，朴素淡雅。这个时期的壁画水平也达到了敦煌壁画的巅峰。

    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使得民族逐渐融合，中土的绘画风格和西域的绘画特点有了较多的融合，色彩也逐渐变为次要地位，壁画以表现内容为主。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局动荡、艺术革新、朝代变迁、民族交融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上结合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在色彩上更加趋向于暖色、温和的色调，同时壁画更加注重其内容，降低了颜色在壁画中的地位。还有部分年代的因素，和化学本身的效果，使得壁画随着时间的变化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摘编自郑宇翔《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2018年第04期《文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