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曹聚仁

    曹聚仁常说自己要远离政治，可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曹聚仁就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 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 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国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前往香港写作。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那些日子，他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不遗余力。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 并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这是知者之言。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 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曹聚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 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也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摘编自柳哲《曹聚仁的“三不朽”》等）

相关链接

①曾聚仁（1900 -1972），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②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 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陈国军《曹聚仁的三重境界》）

③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 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韩三洲《晚年曹聚仁》）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泮文：一生两个“主题词”

主题词：化学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此后70余年时间里，申泮文从未离开过南开和自己钟爱的化学教育事业。

    1996年，申泮文已80岁高龄。这一年他开始着手“干一件大事”——“出版一部赶超国外教科书水平的教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申泮文就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化学教材《普通化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导着全国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化学教材的建设工作。然而，随着对国外高等化学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一直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上”：国外高校本科一年级的化学课程一般被称为“GeneralChemistry”，自一百多年前我国引入高等化学教育起，就将其译为“普通化学”。

    “实际上，‘普通’一词并不准确！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把一级学科化学的概貌讲授给刚刚进入化学殿堂的学生 ，所以称为‘化学概论’更为合适。”申泮文认为，“这门面对一年级新生的课程，应该由那些对化学学科整体发展有着深刻把握、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授课。”

    在申泮文的坚持和努力下，南开大学成立了“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委会”，启动新教材的编写工作。4年之后，《近代化学导论》刚一出版，即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正式将本科一年级化学课程 “GeneralChemistry”定名为“化学概论”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他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一年，申泮文开始接触计算机，钻研多媒体编程技术，并萌发了“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软件”的念头。于是他率领一批博士、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行改造。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终于在200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随即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包含60多万汉字、4000多幅图片和1000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学课时减少一半。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此后，申泮文又把这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在“化软”之后，申泮文又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他的想法是要“打造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平台 ”。担任中心主任的周震教授由衷地赞叹：“实验、理论、计算，申先生用活了拉动化学学科发展的这三驾马车。”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先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许多人感叹，这位耄耋老人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都知道，77岁那年，申泮文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主题词：爱国

    “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申泮文这样说。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 ，他90岁。

    90岁那年，申泮文还开通了博客，成为最老的博主，博客的名字开门见山——“申泮文教育家博客”。

    “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教育改革可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申泮文的博客中，对“石头”有所阐述，他认为的 “石头”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如西南联大和张伯苓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二是国外先进教育的规律和经验。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邀请他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申泮文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他说：“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要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这两件事！”申泮文倚在病床上，捻着胡子悠悠地说，神情怡然。

（2014年08月15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阳光路十七号王虹莲

    ①她和他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村上的男人几乎全出去打工了，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②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来的信和寄的钱，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钱，或多或少。

    ③收到他的信的时候，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④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是碎石铺满的小路，他们这里的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阳台的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不觉得苦。他说住的地方能听到悠扬的钢琴声，她还听他说起过麦当劳，以前，她只是听说过那种美式快餐，他在信中说：“什么时候来了，我带你去吃。”

    ⑤于是她的想象就更加完美了，甚至出现了小说里的场景，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那围墙上爬满了青藤吗？这种想象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⑥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去了，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来吧。

    ⑦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

    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点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起来。他离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疯了。毕竟是新婚离开的啊，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

    ⑨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终于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可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于是就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了警察，警察说：“在郊区呢，离城里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⑩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简易棚子的就是！”

    ⑪她终于看到一个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⑫那是一个简陋的木牌子，上面粘着水泥和白灰；她看到了那简陋的房子，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阳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⑬“那一排房子，都是临时搭建的，”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如果你再不来，就看不到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里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没办法回家了。”

    ⑭她哭了，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想起他说过的海南旅游，想起他说过的公司和钢琴声，想起他说过带她去吃麦当劳。她敢断定，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他从来没有吃过麦当劳！

    ⑮没有进屋去找他，她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⑯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常吃。”

    ⑰她含着眼泪吃完了那个叫汉堡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汉堡，要卖十块钱。吃完了，她说：“不如红薯粥好吃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⑱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说自己的公司多好，说住的房子很漂亮……他一直说着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了眼泪，最后，她握住了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应该叫阳光路。”

    ⑲她一直没有说去过阳光路十七号，那是她心底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大运河——流淌千年的乡愁

    ①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便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帆船或者画舫，带上弦歌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告诉我，偌大长江，再也难找到帆船与画舫了。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郭。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

    ②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波，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篷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总在想：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去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

    ③崛起于历史，必寂灭于历史。就像寒山寺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④如果在历史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伟大的标志，应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但是，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⑤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錦绣的人造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

    ⑥但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慨。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

    ⑦从隋代开始，这条贯穿了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淮安、扬州等繁华的都市也因它而生。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中国也因此有一支名叫漕军的高达三十万人的特别军队, 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⑧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为了增强运输能力，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⑨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军事史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

    ⑩运河的急剧衰败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⑪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真的很想回到六百年前，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