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不灭的“中国梦”

——记印度尼西亚华人记者沈慧争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沈慧争依旧十分关心中国时政。得知习近平总书记与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这位81岁的印尼华人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也去过那里！”   

原来，沈慧争和夫人在一年多前，冒着瑟瑟秋风，也曾参观过这个展览。尽管只是走马观花，但沈慧争依然深切地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之深、斗争之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对此深感认同。”

沈慧争1932年出生于印尼。19岁时，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已是一名华文教师，工作之余乐于向当地报纸、杂志投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沈慧争从广播与报纸中得知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一颗年轻而热诚的心便飞向了神州大地。   

“我申请过回中国定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沈慧争的语气中带着遗憾。   

他留了下来，很快就找到了弥补未偿心愿的方法——投身印尼华文教育。虽然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华文在印尼遭禁，华人及华人文化受排挤，但沈慧争继续担任家庭华文教师，坚持华文创作。印尼没了华文报纸，就把文章投到香港、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印尼政府的改革和华人的共同努力，华人的生存空间得到很大改善，华文教育得到政府认可，华语课程普遍开设，甚至到了教师“供不应求”的地步。谈及此，沈慧争十分欣慰：“在传播文化事业方面，我尽了炎黄子孙的责任，也就心安了。”   

沈慧争的第二个梦想是，让自己的子女能回中国接受教育。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大规模排华浪潮，局势突变，人心惶惶。沈慧争想尽一切办法，终于让当时不满lO岁的一双儿女搭上了北归的航班。从此，中国不忸是他的梦之所在，也成了他的情之所系。   

“他们在北京接受良好教育，毕业之后各自成家立业，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沈慧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成长多亏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培养。”   

最令他慨叹的是，数十年里，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民众的生活随之节节攀高。最初赴中国探亲、采访的年月里，沈慧争常会从印尼购买电器馈赠亲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为中目亲友选择礼品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因为很多东西国内都不缺乏。沈慧争动情地表示：“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我的两个孩子就不会有今天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一生最深刻的感受。我的美梦成真了。”   

2000年，68岁的沈慧争成为印尼华文报纸《千岛日报》资深记者。沈慧争说，以高龄出任记者，是因为他的第三个“中国梦”：增进中国与印尼交流，推动两国友好。   

2001年，沈慧争赴北京采访两会，为印尼华文报业开创先例。此后的10多年间，他多次回国，采访重大事件。   

采访两会时，沈慧争不仅带着相机、证件，胸前还挂着一张北京市政交通卡，成为许多国内外媒体注意的人物。赴汶川采访时，距离大地震不过一个月时间，余震不断。奥运场馆中，他头戴“Beijing 2008”运动帽，胸别奥运纪念章，身背福娃旅行书包，垒神贯注地捕捉新闻，精神头一点都不输年轻记者。世博会期间．沈慧争每天都满负荷工作，整理照片、编写稿件时常到深夜，次日照样神采奕奕。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倒告诉年轻同行：“我很有兴趣，而且能有这样的机会回中国采访，我觉得很光荣。”   

沈慧争惊叹于中国的发展，愿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倾注笔端，与越来越多的印尼读者分享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改变一些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偏见，沈慧争在报道时始终着力宣传两国友好，“这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精耕细作。”正是凭着这么一股劲头，他一篇篇地往印尼发回报道和评论。”它们传递了我的，心声，但还远远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情。”沈慧争说。   

或许某一天，你会在北京、上海或广州遇到这住白发苍苍、笔耕不辍的老记者。到时候记得停下脚步，和他仔细聊聊“中国梦”。

                                   （选自2013年02月26日《人民日报》）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生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的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

    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

    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

    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

    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个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他。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地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比营业员高好多，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如果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露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哝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账。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下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他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他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

大胜

梁鸿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就办了停薪留职，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父亲还没去世，母亲又突然中风。办完父亲葬事，大胜又去矿上办了早退，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一一喊出名字。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这是大胜母亲。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大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大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可也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大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算勉强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理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于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盘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长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选自《梁庄十年》，有删节）

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

李娟

①摩托车实在是个好东西，在这片荒茫茫的大地上，它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带向双脚无力抵及的地方。尤其当我们把家从北部山区搬到阿克哈拉村后，摩托车就更加重要了。

②阿克哈拉位于南面乌伦古河一带的戈壁滩上，离县城两百多公里。要是坐汽车的话，冬天去县城一趟得花五十块钱呢。而且就算愿意花五十块钱，还不一定有得坐。摩托车多方便呀，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而且，骑摩托车去县上的话，来回的汽油费也就十几块钱。

③话又说回来，戈壁滩上风大，路也不好走，出一趟门总得吹四五个小时的风，可真够受的。虽然我妈给我弄了个头盔，可那玩意儿沉甸甸的，扣在脑袋上，压得人头晕眼花；挂在脖子上，任它垂在后脑勺那儿。可风一吹，头盔兜着满满的风使劲往后拽，勒得人吐出半截舌头。我只好把这玩意儿解下来抱在怀里。可这样一来，我和前面开车的我叔之间就被隔出了好大的空隙，风嗖嗖往那儿灌，没一会儿就被风吹透了哎，也不能戴，也不能不戴，连放都没地方放，真是拿这个东西一点办法也没有。

④我们走的路是戈壁滩上的土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细而微弱的路的痕迹，在野地中颠簸起伏。这条路似乎已经被废弃了，我们在这样的路上走过好几个小时都很难遇见另一辆车。整个世界，天空占四分之三，大地占四分之一。

⑤眼前世界通达无碍。在我们的视野里，有三股旋风。其中位于我们的正前方的那一股最高大，高达二三十米，左右倾斜摇晃着，柱子一般抵在天地之间。在我们的左边有两股，位于一公里外一片雪白的、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方，因此，那两股风柱也是雪白的。而天空那么蓝……这是五月的晚春，但在冬季长达半年的北方大陆，这样的时节不过只是初春而已。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脚边的大地粗糙而黯淡。但在远方一直到天边的地方，已经很有青色原野的情景了。大地上雪白的盐碱滩左一个右一个，连绵不断地分布着，草色就团团簇簇围拥着它们，白白绿绿，斑斓而开阔。

⑥我们的摩托车在大地上从北到南奔驰，风在大地上由西向东吹。我的头发也随风笔直横飞。风强有力地“压”在脸上，我觉得我的右脸已经被压得很紧很硬了。于是我只好又把头盔顶在头上挡风。但是不一会儿，呼吸不畅，憋气得很。只好再取下来，但是一取下来，立刻就对比出了戴上的好处。于是又抖抖索索地重新戴上。立刻又呼吸不畅……

⑦中途休息的时候，我不小心在这样的风里失手掉落五块钱，跟在钱后面一路狂追了几百米都没能追上。幸亏钱最后被一丛芨芨草挂住了才停下来。

⑧我掏钱是因为买汽油。这四野空空茫茫的，视野里连棵树都没有，到哪儿找汽油去？然而，我们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平时走这条路，鬼影子也见不着一个。可这次车一坏，不到一会儿，视野尽头就有另一辆摩托车挟着滚滚尘土过来了。近了，是一个小伙子。他很爽快地去拧自己的油箱盖子，我连忙找接油的容器，翻半天只翻出一只酸奶瓶子。于是这两个男人把那台摩托车翻倒，我小心翼翼地持着这个过于小巧纤细的瓶子对准油箱流出的那股清流。一连接了五六瓶后，也不好意思要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想给他点钱，于是。……他们两个站在风中，看着我追逐着那张纸币越跑越远。后来当我把钱给他时，他反倒向我们道谢不迭，对我们感激得没办法。

⑨加了油，我们继续在戈壁滩上渺小地奔驰。天色渐渐暗了，土路也变得若隐若现。渐渐地，发现不是这条路，我们走错了，我们迷路了。

⑩在戈壁滩上迷路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这大地坦阔，看似四通八达，其实步步都有可能通向永远回不到上一步的地方。我们进入了一片陷入大地的裙红色起伏地带。而在此之前，我叔叔在这片大地上往返过许多趟，却对这一处根本没有印象。我提醒叔叔往回走，他却认为反正都是朝南的方向，怎么走都会走到乌伦古河的，沿着乌伦古河往下游走，怎么走都能走到家。这会儿我也没什么主见，只好听他的。

⑪在大地西方，有静穆的马群在斜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缓缓移动，一个牧马的少年垂着长鞭，静坐在马背上，长久地往我们这边看。我建议向这个孩子问一下路，但他离我们太远了。到了后来，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头去找那个少年，却再也找不到了。那五六小瓶汽油烧到现在，不知还能折腾多久。

⑫我们在戈壁滩上停下来，脚下是扎着稀疏干草的板结地面。我弯腰从脚边土壳中抠出一枚小石子，擦干净后发现那是一块淡黄色渗着微红血丝的透明玛瑙。再四下一看，脚下像这样的漂亮石子比比皆是，一枚挨一枚紧紧嵌在坚硬的大地上。我乱七八糟拾了一大把，揣进口袋。这时，抬起头来，看到远远的地方有烟尘腾起。

我们连忙骑上车向那一处追去。渐渐地才看清，居然是一辆卡车！还是车头凸出一大块的那种浅蓝色的雷锋时代的“老解放”。我们迷路后，好像就穿越到了过去年代似的。近了才看清这辆车实在是破得可以，咣咣当当地在大地上晃荡着前行，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光景。

⑭司机察觉到有车在后面追，就停了下来，静止在远处的大地上。我们赶到时，他正靠在半开着的车门上卷莫合烟。问明来意，他建议我们跟在他的大车后面走。可是他所去的地方同我们要去的不在一块儿。于是我们仔细地问清路后，就道谢分别了。那司机再三告诫我们不能走西边的岔路，一遇到岔路千万记得往左拐。一直往左拐怎么着都会到达乌河的。

⑮这个司机真是好人啊，就像他的古董车一样实在。他还取了根管子出来，往我们的油箱里又给灌了些油，最后还送给我们半瓶水。接下来我们告别，朝着两个方向，彼此在大地上渐渐走远了。

⑯两只手轮换着插在外套口袋里取暖，一只手紧紧地抠着叔叔的肩膀。他越开越快，风越来越猛。我却在想：从此再也回不到一个有玛瑙的地方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