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他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突出的是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他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对于学生运动，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抓捕学生名单，以致激怒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有时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潘光旦的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获“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所作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

这期间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蜷曲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御寒。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来费孝通。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人物》杂志，有删改）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会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 “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节选自《巴金自传》）

善口技者牛玉亮

魏薇

    牛玉亮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煤市街湿井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内，21平方米的小屋，朴素的摆设，身上穿的仍是24年前在前门商厦买的裤子。屋檐下玉鸟婉转低吟，牛玉亮时不时与其“对鸣”，令人感觉一派美好。

    牛玉亮每天早上6点起床，起床后，雷打不动地骑自行车到民族文化宫东门外的小山丘上练功。78岁的他仍然“禽鸟百兽一身带，真假难辨惊满堂”，一口气承受60秒的气量。《百鸟争鸣》《纺棉花》等传统节目，每每获得满堂彩。

    牛玉亮的老家在北京东郊朝阳区的高碑店村，父亲是卖小金鱼儿的。那时的高碑店村，通惠河河水清亮，池塘边蛙鸣鸟叫，他小时候就爱学这些叫声。

    1956年，牛玉亮拜上海杂技团口技表演艺术家周志成为师，并深得师叔孙泰培养。“师父看我长得精神，牙齿也好，特别满意。为什么要看牙齿呢？牙齿是口技的挡风墙，学鸟鸣，牙齿漏风不行。”牛玉亮至今仍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了保护牙齿，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作息十分有规律。

    在他看来，口技演员要热爱生活、热爱自然。1958年，牛玉亮在芜湖演出，在出早功时发现山上有座庙，庙顶上有只黄莺的叫声特别好听。牛玉亮就跟着这只黄莺学鸟鸣，刚开始时黄莺因为害怕而不发声。随着牛玉亮模仿的声音越来越像，黄莺也和他对鸣起来。“这只黄莺是我的‘鸟老师’，整整教了我8天，每天早上它都会准时落在庙前的树上等我。第9天我离开时，看见它还在那里等我，心里特别难受。”

    在牛玉亮看来，口技表演讲究“声有韵，韵传神，神化艺，艺有情”，绝不仅仅是模仿声音。“60多年的从艺经验告诉我，学口技第一要真，就是要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基本功、真实的知识；第二要准，就是声音要到位；最后要美，用声音把生活的美好展现在舞台上。”

    谈到口技的历史，牛玉亮如数家珍。近代的口技代表人物是“百鸟张”张昆山，在老北京天桥上，张昆山的《百鸟争鸣》曾是一绝。“百鸟张”之后，就是牛玉亮的师爷尹士林。20世纪30年代，尹士林把口技变成了视听艺术，打破了以往“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的表演方式，走出了八尺屏障，走上了舞台。新中国成立初期，牛玉亮的师父和师叔通过巧妙运用麦克风，实现了用口技模仿汽车、火车、飞机、大炮等的声音，扩大了口技的模仿范围。

    2011年，口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牛玉亮担起了传承人的担子，也开创了口技“循环运气法”和“循环发声法”，为口技表演开发出了大量气源和声域。

    牛玉亮介绍说，口技之难一在先天，二在后天。口技发声要用到口、齿、唇、舌、喉、前腭、后腭、软腭、小舌，这些缺一不可，一般人不用来发音的器官都要用来发音，这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天赋还要靠刻苦的训练。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病痛也时常找上身来，半年里经受了两次手术的他心里唯一惦念的就是不能让口技失传。牛玉亮招收了13位徒弟，“练口技辛苦，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都不愿学这个，他们大都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全凭不定期的表演，而演出一多就保障不了学习时间。”

    现实让牛玉亮有强烈的紧迫感。“还有太多东西没有教给他们，我着急啊！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艺教给徒弟，让口技永远传承下去！”2014年3月份，他陆续写了32年的《中国口技》一书终于出版，为徒弟们，也为社会留下了一部权威的口技教学材料。

    为引起更多关注，也为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牛玉亮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级非遗口技展演”中，展演于2015年7月6日、7日在天桥剧场进行。一个月的准备时间，13位来自不同省市的徒弟被召唤回来，师徒吃住都在一起，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牛玉亮精心指导徒弟们排练，在创新上“大做文章”。他创作了不少新节目，像口技情景剧、口技民俗舞蹈、口技小乐队、口技沙画表演等。在一个名为“草原情”的口技节目中，牛玉亮的徒弟们同时模仿苍鹰、百灵、牛、羊、马等动物的几十种叫声，并与马头琴和呼麦结合起来，听罢让人感动落泪。

    “让更多的人热爱口技，让这门延续两千多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永远的心愿。对我来说，口技比生命还重要。”牛玉亮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侠者黄大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位侠者。

（一）

    一般侠者，顶多“江湖”上流传着他的传说，而“黄大侠”却在太平洋上威名远扬。

    话说2009年，恰逢某国航母舰队耀武扬威正在太平洋演习。听说黄大年回到中国，这个舰队自动后退100海里。此事，外媒有报，新华社有转，惊动中外。航母舰队何以后退？盖因黄大年身怀绝技使然。

    他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擅长“给地球做CT”。他回国前研发的高科技整装技术装备，能在快速移动条件下探测地下和水下隐伏目标，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尤其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系统，能精确探测位于国界和交战区地下隧道以及隐藏在民用建筑物地下的军事设施。他曾在某国军队的“潜艇”和“飞机”上做过试验，搞过技术攻关。

这样的高手，自然让人联想到“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钱学森。而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前辈高手”，恰是黄大年自小的偶像，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用邓稼先的例子发出过“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二）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题赠友人以照片，上书9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感叹号落笔之际，侠气跃然纸上。

    1993年初冬，他奔赴英伦深造，启程前回望同学，大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2009年，他51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绝学练成，声播宇内，却选择归来，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一边是洋房名望，英伦风景，剑桥流水；一边是祖国召唤，从头开始，道远任重。

    选择面前，黄大年义无反顾。他最短时间辞职、售卖别墅、办回国手续。

    “他肯定会回来。”熟悉他的亲友，无不如是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三）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作为侠者，与高手过招，他从未败过。他在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任研发部主任时，手下管着300号“高配”人马，包括他国院士。大家服他。在英国，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回国不久，他出任“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深探项目。

    作为侠者，他志存高远，不愿做花匠。英国的生活很好。但在他看来，“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回国后，国家“巡天探地潜海”得以填补多项空白。因为他，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侠者，他拼命“疯魔”，将生死看淡。他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他身体不好，常年大把吞速效救心丸，却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去年底，他晕倒在万米高空，被送医院，人未醒，双手却紧抱电脑，掰不开。醒后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作为侠者，他不图名利，却名动朝野。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领军人物，但这个上亿元项目却一分钱也分不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披挂上阵。学校屡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大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千人计划”联谊会，大家公选黄大年任副会长。

    高风懿行，自成楷式。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