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己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利于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法国雕塑家罗丹崇奉自然，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总是美的”。他还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罗丹这里说的“自然”“真实”，均可以理解成“朴素”。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时删改）

    一只猴子坐在意大利帕尔马的一间实验室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科学家事先在它大脑中负责计划和执行动作的区域植入了一些细小的电线。每当这只猴子抓起一件物体，或是移动一件物体时，其脑部区域的部分细胞就会被激活，这时实验室的监视器就会发出一阵“卟卟卟”的声音。不久，一名研究生手拿一只圆筒冰淇淋走进了实验室。这只猴子马上盯住了他。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这名学生把冰淇淋放进他的嘴里时，连接猴子脑部电线的监视器上突然发出了“卟卟卟”的声音。但是，这只猴子当时没有做任何其他动作，只是在看这名学生吃冰淇淋。

    该实验室的负责人、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神经科学家乔柯摩·里佐拉蒂和同事们发现，恒河猴的前运动皮质F5区域的神经元不但在它做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做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里佐拉蒂根据经颅磁刺激技术和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类也具有镜像神经元，而且有一部分存在于大脑皮层的布洛卡区（控制说话、动作和对语言的理解的区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及其本质进行重新认识。过去，科学界对高级哺乳动物的“理解”行为认知，一直采用“推理模型”。即认为高级哺乳动物包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事物，是因为大脑里的记忆神经元有推导功能，可以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属性进行快速分解和推理，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通过直接模仿做出基本动作；在看到这些动作时，也能迅速理解，而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新的“顿悟模型”，这个模型认为高级哺乳动物特别是人，对事物的“理解”采取的是“顿悟”的方式，即在瞬间就可以“看透”事物的潜在意义。人脑中存在着顿悟机制，这恰是人类理解的奥秘。

    镜像神经元具有深刻的教育内涵，它真正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高度上理解现代教育。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仍然把眼睛看做感性器官，并没有真正赋予眼睛“心灵”“智慧”“思维”“理性”等高级心理属性。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眼睛“刮目相看”——眼睛不仅仅是外界万千事物的“感受器”，而且由于它与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理性器官”。换句话说，人人的视觉有思维能力。思维，从“看见”的瞬间就同时开始了；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思维的，所以叫“所见即所思”。教育的本质是传授间接经验，而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恰在于领悟和承受间接经验。镜像神经元原理说明，当孩子们看见（某种现象）的时候，教育作用已经“自动”地发生了，这属于无声无息的“首次教育”，而我们大人、老师在孩子们“看见”之后对他们的教育，已经“晚”了一步，属于“二次教育”。

谈谈读书时的思考

    为什么读书？通常会有四种情况：一是为休闲而读书。随便翻翻，看看小说、散文或非专业的书。二是为兴趣而读书。对某个领域有兴趣、为了解某个方面的情况而读书。比如出国或国内旅游，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三是为学习而读书。要完成学习任务、为了考试或者要求写体会文章而读书。四是为研究而读书。也就是为研究问题、做学问而读书。我所说的读书思考，主要是讲为学习、为研究而读书时的思考。

    为学习、为研究，肯定要读书。尤其是为了研究还必须读很多书。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9个月时间翻阅了200多部专著，涉及180位学者，最终论文得了威尔士奖。

    为学习或研究需要很认真读书，为了说明或检验读书认真，有的还要求整段整篇地背下来，有的还写读书笔记或体会。我认为，为学习或为研究而读书，判断其认真程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记忆，读过之后，记得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背出其中的段落和句子；第二个层次是理解，能够理解书中所传达的思想；第三个层次是思考。

    为学习研究而读书，往往有通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有时也会有选择地读或有重点地细读。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引发思考，都可以因为思考而读懂。

    读书时的思考，可能会涉及四个方面。

    读书需要平面思考。要把书、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思考。如何理解书的旨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似是而非？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观察，必须历史地看，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看；需要结合作者的人生、风格、追求看。只有这样，才能把书的中心思想理解准、理解深、理解透、理解到位。

    读书需要总结思考。一本书总是有一定篇幅的，无论是通读还是精读，必须抓住重点，总结概括出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最能引人注意的创新点或亮点。虽然作者、出版单位在推介时会讲该书的看点，包括写作意图，也会有专门的书评，甚至包括其他人的读书笔记和体会文章，但这些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不能代替我们思考。

    读书需要关联思考。要把所读之书与同类书籍、文章联系起来读，与相关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前沿联系起来思考，搞清楚该书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原创水平和实际贡献，建立起“由点到面，以面看点”的分析框架。

    读书需要启发思考。无论是为学习还是为研究而读书，目的都是提升自己。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启发性思考，要一边读一边想。通过读书我们想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通过读书我们是否受到激励、触动与启发，这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书读得怎么样的最好回答。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甲骨文发现12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安阳的商代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锯开，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占卜时，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未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这些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策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收集并用于医疗，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

王国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他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乘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金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言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炒的联系，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