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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江湖之批判

张晓军

    在时下的美术界，存在着江湖圈子的倾向，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画家有江湖，举办展览，举行活动，人员组合是大致不变的；批评家有江湖，研讨会的专家组合，艺术展览的专家出场，总是那么一帮一伙，带有很强的圈子意味；策展人有江湖，为谁策展，要谁参展，不要谁参展，都是有讲究的……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江湖，有时“在朝”比“在野”更甚。对于画家来说，由哪个江湖“领袖”引领和推荐，投靠哪位艺术“老大”，其结果是有区别的。各个画种也有江湖，某个画种学会，江湖气十足，举办展览的骨干力量总是那么几个人，获奖者也总是那么几个，就连外出走穴，也都是比较固定的几个人，外人是很难插进去的。翻翻眼下的报纸和杂志，当今的艺术之江湖，常常会一目了然。

    艺术圈里一向有抱团儿现象。早先有学术性社团，如一八艺社、决澜社等。还有以艺术风格和地缘文化而集结在一起的，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上世纪80年代，艺术圈里流行艺术群体的称谓，如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但是上述的抱团儿都与学术有关，都有其大致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都与江湖没有瓜葛，都少有利益的索取和无原则的同流。而艺术江湖则不同，江湖与学术无关，与艺术风格和流派无关，与艺术理想和审美认同无关。这也正是学术社团和艺术江湖的区别所在。

    就世俗而言，江湖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要有一两个“老大”，在这一两个“老大”的关照下，有共同的好处、共同的饭碗。如果有人出了纰漏，受到攻击，江湖中的老大和哥们儿一般都要出来说话的。有时江湖也是可以显现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艺术江湖更是如此。但是，这绝对不是眼下我们所说的好的智慧和正能量。

    相比较而言，艺术江湖确实有其邪恶的一面，不然我们就不会在此批评之。首先，艺术江湖无原则地讲哥们儿义气，只讲远近亲疏，不讲志同道合，对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对粗俗的东西也会妄加吹捧，不利于艺术上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也不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其次，艺术江湖有意强化帮派意识，圈定势力范围，顺我者昌，排斥异己，行帮气息严重，不利于不同学派、不同美学追求的自由发展。再者，艺术江湖的盛行使得一些很有声望和艺术感召力的学术带头人演变为江湖大佬，严重地毁坏了这些艺术官员和学术权威的正面形象，同时也严重损毁了这些人在艺术领域的导师地位和学术感召力，让人觉得艺术变得有些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没有公平了。

    艺术之所以有了江湖或变成了江湖，大体上是艺术的从业者过于追求既得利益的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腐蚀的结果。“马仔”跟对了“老大”，展览很容易上，奖也很容易拿，开幕式会很体面，研讨会也会众人捧场。反过来讲，一旦成为江湖老大，有众星捧月之光耀，画的不好也是好，文章不好也有人买账，画价越炒越高，文章越发越多，且桃李满天下，马仔满天下，更能独行天下了。 

（选自《文化论坛》）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

    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他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汉高帝十二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因为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

（节选自周国林《仁义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精神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中国儒学确立了人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摘编自张立友《儒学的人文精神》）

    仁与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仁”作为儒学核心理念，结合时代需要演化为“仁德”（完美的个人修养）、“仁爱”（理想的人际关系）、“仁政”（完善的政治统治）思想，形成了完备的“仁学”体系；“孝”作为孔子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同时又贯穿于“仁德”“仁爱”“仁政”之中。

    孔子使孝由源出的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传统转化为个人道德修养及家族道德原则。孝成为一切高尚道德的内在根据，在具体践行过程中，奉行孝道成为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实践孝道的过程就是仁德不断扩充发展，进而实现孝的目标，同时进达仁德境界的过程。孔子提出：“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仁德的基础，在家里行孝尽悌就是仁德培养的开始，是达仁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地，最终达到仁德兼善天下的目的。

    孔子的仁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要求人们用博大的胸怀去爱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亲之情成了仁的根本内容。对父母的亲亲之爱即“孝”，就自然成为仁爱的起点。孝与仁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百姓通过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推己及人，彰显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不断追求仁爱的最高目标。孔子以“爱人”回答樊迟，意在强调家庭是人际关系的起点，爱从家人开始，进一步推扩到爱他人爱万物爱万民，进达仁爱境界。孔子希望通过孝建立起良好的家庭秩序，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入手，通过发自内心深处爱的情感表达，达到博施于民的仁爱大道，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人民和谐。

    孔子从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自然“亲亲”出发，将孝的功能推扩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试图较为圆融地和解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安其分，才能营造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君主才能实现有效统治。在家能够孝悌父母兄弟，就形成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社会伦常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然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会出现，使父母不至受辱，使家族不至蒙羞而尽到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为政的始基，孝悌是可以实现和操作的道德实践，从孝悌在家庭内部的实行推扩至整个国家，仁政的目标就可达到。

    总之，在孔子由仁德、仁爱而达仁政的具体途径中，孝始终贯穿其中。孝是仁德的根本，是仁爱的根基，是仁政的根源。孝是仁得以塑造的道德根据，是仁得以展开的实践基础，是仁由下而上得以施行的内在动力。

（节选自《论孔子之仁与孝》，作者丁立磊，有删改）

从屡屡创下收视率纪录的综艺节目，到各大博物馆开发的文创产品，再到回头率颇高的“汉服控”，近年来，传统文化不断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眼前。

    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潮，对10年前的很多人而言，这大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悄然勃兴又猛然袭来的这股“国潮”，不仅让许多曾经对“传统”充满反叛心理的年轻人，心甘情愿成为传统文化的坐下门徒，也让整个社会有些始料未及，惊讶透着欣喜。

    放眼望去，几乎年轻人感兴趣的每一个时尚领域，都不难看到传统文化的身影。曾经饱受争议的汉服社群逐渐从小众迈向大众，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走出了曲高和寡的音乐厅，登上了弹幕视频网站的播放热榜；潮牌衣服、潮牌球鞋等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时尚消费品，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和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要素；在小说、影视、游戏、文创等领域中，传统文化为原创者们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而那些从传统文化之中脱胎，嬗变而成的文化作品，更是备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喜爱。

    在诸多影响传统文化“再流行”的要素当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产业资本的流动。只有摸淸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影响，我们才能对这股潮流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融入、引导这种潮流。

    在这两大要素中，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潮流能在任何一个地兴起、流行，其原始动力必然是其迎合了当地社会在当时的某种迫切需求。工装裤的流行，迎合了二次工业革命中社会大众对生产便利的追求；社交网络的流行，迎合了当代人在网络时代对更丰富的人际联结的渴望……正如这些例子一样，原本给人以高深、保守、小众印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进入流行的殿堂，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同样与中国社会在今天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定需求密切相关。这个需求，便是一个社会在崛起、上升期产生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需求。

    社会需求为流行趋势提供的原动力固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足以让一股潮流如此迅速地席卷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的流动，起着不容忽视的催化与加速作用。传统文化“再流行”的风潮，正好赶上了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投资热点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民生向文化方向转移的热潮。

    对许多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者而言，产业资本的涌入“资助”了他们的个人爱好，甚至可以以此维生。对于时尚与互联网领域的那些大型企业而言，资本则给了其强劲的力量生产相关产品，推动传统文化的流行。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本，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防范其负面影响，更是传统文化潮流的传播者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再流行”，已经在这两大要素的影响下成了事实，因此似乎已经处于“完成时”。但与此同时，这股潮流将会走向何方，又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依然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不是象征残暴，而是表示他面色发黄，对照印堂勾出一个红光的形象，堂堂正正，一看就知是一位起义英雄。这都是前輩艺术家在色彩表现性格方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摘编自魏鑫《京剧脸谱艺术》)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