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为何“乌纱帽”是当官的代称

    我们有时会看到反映官场百态的古装电视剧，戏剧中常有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作“摘去乌纱帽”的剧情。可是，为什么乌纱帽被用来作为当官的代称呢？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到了东晋成帝时，皇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叫做“乌纱帽”。后来，南朝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的半透明帽子，也叫乌纱帽。当时，这种帽子很快就在民间流行了，也成了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而且无论官民贫富都可以戴，但这种帽子还未成为官职的象征。

    在《通典·礼十二》上记载：“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尝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所以隋朝天子百官都戴乌纱帽，并且成了官职高低的分别。根据文献上的记载，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有四种，而乌纱帽上的玉饰则显示官职的大小。一品官是最高级官员，玉饰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佩带玉饰了。

    不过，到了宋朝时乌纱帽的形状有了改变。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大臣们在朝廷上交头接耳，就下诏书修改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有一尺多长，并在翅上装饰不同的花纹用以区别官阶高低。如此一来，朝臣们只要脑袋一动，软翅便会随之摆动，皇上居高临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明朝时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便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其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着明朝朝服，并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①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

    ②日本是不少游客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除了各种旅游资源和服务软环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影视作品中对日本特色景观的精心塑造。

    ③比如，不少人童年时代都看过的动漫作品《灌篮高手》，画面多以日本镰仓为背景。去江之岛电铁停靠的“镰仓高校前”站拍照，“打卡”幕府时代神社和寺院，成了很多动漫迷的必选旅游地。此外，《夏日友人帐》中的熊本，《名侦探柯南》中的京都，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探索、游览。据报道，日本动画协会与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动漫观光协会，为动漫迷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事实上，将地域风物搬上荧屏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从迪士尼动画到宝莱坞电影，其中的城市、乡野，宫殿、民居，都成了影视作品的加分项和扩大地域知名度的助推器。

    ④“影视旅游”“取景地观光”只是彰显地域特色的一个窗口。风土人情等文化精髓，反过来也可以很好地涵养影视作品的文化味。动画片《大鱼海棠》就描绘了在任一方位结构模式、大小面积、通风采光都相同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体现了中国哲学中与自然为一的思想。电影《邪不压正》中，白墙灰瓦的全景镜头，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将四方四正的规划设计、老北京的民情风貌呈现得干净伶俐。随着电影的热映，天地和谐、师法自然、诗书忠义等传统元素，成为提升文化浓度的增味剂，也随着影像的脉脉流转而播撒。

    ⑤今年，《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优秀电视栏目登陆法国戛纳电视节，为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向海外迈出一大步。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海外受访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仍然是中医、武术和饮食这“老三样”。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文化库存还有待发掘，很多人对本国文化并不“知根知底”。中国文化的“出海”状况与“内生”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地位仍存在差距。如何改变“文化逆差”，如何开采文化富矿，如何打造文化“代言人”，如何让“中国好声音”传遍四海，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⑥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润物无声的经营。影视利用声音、图像的优势，在传播中可以轻松跨越语言、文化甚至国界的隔阂，可成为增强本国文化认同、促进对外文化传播的利器。正面解读发展道路、解码文化精髓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正如电影《黄土地》之于陕北，《城南旧事》之于北京，多样的水土养育了多样的风物，多元的地域作品展示出文化的影响力。

    ⑦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创造具体的每一部作品时，都应当把接续文脉作为自己的责任。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符号、美学观念乃至国民的生活形态作为汤底和食材，加上鲜活的人物和圆融的故事文火慢炖，方能烹出一桌桌适合世界口味的影像大餐。

（摘编自康岩《文化传播何分荧幕内外》，《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2日09版）

“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