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地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善人

老舍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丈夫很有钱，她老实不客气地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不说别的，就先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看钟，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身体定然不错；她得为社会而心疼自己，她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不是，太太，女士！”自由想解释一下。

    “说，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

    “方先生要见女士。”

    “哪个方先生？方先生可多了，你还会说话呀！”“老师方先生。”

    “他又怎样了？”

    “他说他的太太死了！”自由似乎很替方先生难过。“不用说，又是要钱！”穆女士从枕头底下摸出小皮夹来：“去，给他这二十，叫他快走。”

    自由拿着钱要走，又被主人叫住：“叫博爱放好了洗澡水。”

    自由走出去后，穆女士想起来：方先生家里落了丧事，二少爷怎么办呢？无缘无故的死哪门子人，又叫少爷得荒废好几天的学！穆女士是极注意子女们的教育的。

    “博爱，开饭！”她赌气似地大喊。

    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一大盘火腿蛋，两块黄油面包，苹果果酱，热一杯加乳咖啡。吃着火腿蛋，她想起方先生来。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一月二十块钱，不算少。不过，方先生到底可怜，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自由，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嫩着吃！”

    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继而一想，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他少得几块钱，可是吃得舒服呢。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不由她，惯了。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

    想到这儿，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工作，只有工作使她充实，使她睡得香甜，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

    她的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冯女士才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难看，一月挣十二块钱。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假如嫁个阔人，一辈子有吃有喝，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而且眼光很远。

    见了冯女士，穆女士叹了口气：“哎！今儿个有什么事？说吧！”她倒在个大椅子上。

    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今儿个早上是，穆女士，盲哑学校展览会，十时二十分开会：十一点十分，妇女协会，您主席；十二点，张家婚礼；下午。”

    “先等等，”穆女士又叹了口气，“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

    “已经送过去了，一对鲜花篮，二十八块钱，很体面。”

    “啊，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下午一共有几件事？”

    “五个会呢！”

    “哼！甭告诉我，我记不住。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

    穆女士不想去盲哑学校，可是又怕展览会像片上没有自己，怪不合适。她决定晚去一会儿，正赶上照像才好。这么决定了，她很想和冯女士再说几句，倒不是因为冯女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她自己觉得空虚，愿意说点什么……解解闷儿。她想起方先生来：“冯，方先生的妻子过去了，我给他送了二十块钱去，和十个鸡蛋，怪可怜的方先生！”穆女士的眼圈真的有点发湿了。

    冯女士早知道方先生是自己来见汪太太，她不见，而给了二十块钱，可是她晓得主人的脾气：“方先生真可怜!可也是遇见女士这样的人，赶着给他送了钱去!”

    穆女士脸上有点笑意，“我永远这样待人；连这么着还讨不出好儿来，人世是无情的！”

    “谁不知道女士的慈善与热心呢！”

    “哎！也许！”穆女士脸上的笑意扩展得更宽心了些。

    “二少爷的书又得荒废几天！”冯女士很关心似的。

    “可不是，老不叫我心静一会儿！”

    “要不我先好歹的教着他？我可是不很行呀！”

    “你怎么不行！我还真忘了这个办法呢！你先教着他得了，我亏不了你！”

    “您别又给我报酬，反正就是几天的事，方先生事完了还叫方先生教。”

    穆女士想了会儿，“冯，你就教下去，我每月一共给你二十五块钱，岂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对不起方先生！”

    “那没什么，遇机会我再给他弄个十块八块的事；那没什么!我可该走了，哎！一天一天的，真累死人！”

（有删改）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黑夜里移动

陈思宏

    漆黑的夜里，找光。

    柏林有一家餐厅，名为NoctiVagus，此为拉丁文，Nocti为“黑夜”，Vagus为“移动”，意即“黑夜里移动”。

    这是一家没有光的餐厅。

    春夜微寒，我和T走进这家餐厅，室内明亮温暖，与一般餐厅无异。服务生马上过来招呼，帮我们挂外套，问好，闲聊。所有的服务生都是盲人。我们坐在等候区看菜单，招呼我们的服务生是个年轻的女孩，她的脸一直朝向我们，笑容和煦。她向我们推介海鲜，说自己是个爱吃鱼的人。前菜、主菜、点心点妥，餐后还有咖啡跟甜点，服务生接着解说待会儿入座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们必须把身上所有的光源全部关掉，用餐时严禁拍照。服务生开始给我们做心理建设，等会儿进入的用餐区是彻底黑暗的，但请不要惧怕，虽然餐厅里完全黑暗，但设有特殊的感应系统，安全逃生门也很齐全，让客人可安心用餐。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我们和另外一组客人一起进入一个光线幽微的区域，这是一个过渡区，让我们从明亮走入幽暗，视觉慢慢习惯弱光源，准备迎接黑暗。服务生请我抓住她的手臂，跟着她走。我尾随着，连续掀开数个帘幕，终于走进了用餐区。我身体突然静止，不敢迈出下一步，因为这里头，果真，完——全——没——有——光。服务生轻声说：“跟我来，左转，来，放心，直走，您不会撞到任何东西，右转，对，就是这里，正前方就是您的椅子，请慢慢坐下。”

    我坐下，没有光，就是没有光。我把手放在面前，完全看不到我的手指。T的声音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声音里有些许惊慌：“你在哪里？”

    和我们一起进来的那组客人，因为其中一位女士完全无法忍受黑暗，尖叫抗拒。她的呼喊很快消失在帘幕后，应该是被服务生带向光明了。我被黑暗钉在座椅上，身体僵硬，不安开始在皮肤上逼出汗滴。服务生突然发声，我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原来，她一直站在我身旁。“我来跟你解说，您的右手边是刀，左手边有叉，杯子在正前方，请您开始用手去寻找，慢慢来，饮料随后上桌。”

    我慢慢伸出手，碰触到桌、巾、刀、叉、匙、杯，还有，从对面伸过来的T的手。我们在黑暗中握了彼此一下，“相濡以手汗”，给彼此打气。

    身体稍微放松之后，我开始听到许多声音。四周其实有许多客人，我看不到任何桌椅和身影，但有许多细碎的人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听到刀锋撞上瓷盘的声音、饮料倒入杯子的声音、笑声、聊天声……当视觉失去作用，我的听觉逐渐开启，敏感度升高。然后，我就明白，为何餐厅要叫“黑夜里移动”了。

    黑暗中，宾客坐定，但服务生上菜上酒，必须移动。他们都是视障者，黑暗对他们已属平常，把宾客们的座椅位置记熟，就可以在其中穿梭自如。这些服务生在外面的世界里，是绝对的弱势，但在这个工作场所，他们身体的弱点就变成他们的强项了。

    前菜沙拉、浓汤上桌，我在黑暗中进食，行动如树獭，生怕打翻水杯、把刀叉扫出桌面、把浓汤送进眼里。黑暗果然有其分量，肢体被黑暗黏住，一切都迟滞缓慢，咀嚼慢，说话也慢。

    看不到菜色，吃食全然只靠味觉与想象力，我知道自己的主菜是海鲜，但有个东西我嚼了很久，就是无法正确说出它的名称，连续吃了三口，我才惊呼：“这是虾啊！”视觉功能消失，必须仰赖味觉与嗅觉，这是一次全新的就餐经历。

    少了视觉，耳朵伸展成漏斗，四周各种细碎的声响都倒进听觉里。隔壁桌一对男女的对话，让餐厅里所有用餐的宾客都忽然安静下来。原来，大家的耳朵，都变成漏斗了。

    男士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静。

    这句话像一根绳索，勒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话语休止，吃食暂停。

    女士没回答。

    男士继续说：“你看不到，但现在我手上，有个戒指。”

    寂静再度塞满黑暗。我的刀叉在空中悬浮，嘴巴微张，不敢动。

    “你愿意嫁给我吗？”

    依然听不到女士的回答。

    再试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

    重复三次的问句，在黑暗里回荡，求婚的男士喉咙干渴，声线分叉，问句的结尾很微弱。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受不了了，黑暗我可以习惯，但这种悬疑，杀人哪。

    “你……”

    女士的声音，在此时，终于划破沉默。她的声音，在黑暗里点燃了光。

    在彻底的黑暗中，她哽咽着慢慢回答：“我，一，直，在，点，头。”

（有删改）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有人说，王熙凤的这句话滴水不漏，一箭三雕。请你说说这“一箭”中的是哪“三雕”。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会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文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请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之举以及做出独剑漂游四方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究竟应该如知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河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做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板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知。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