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20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选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精神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中国儒学确立了人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摘编自张立友《儒学的人文精神》）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中国古人确信天地山川、花草树石有某种德性，并力图借助它们砥砺自己修德。比德观是从自然物象中体悟人伦之理，然后效法自然物象，因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比德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有若德性的显现，通过欣赏、效法它，可以从中得到道德的夹持。

    从义理逻辑上讲，“比德”首先是一种道德功课，但它又对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屈原常以青草美人比况志行的高洁，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便是一比德的名篇。而“四君子”“岁寒三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永恒的画题，原因正在于它们是人格的象征，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

    有相当多的论者错误地认为“比德”是儒家独有的观念。实际情况则是比德观是中国古人的普遍观念，既不是儒家所创始，亦非儒家所独有。《老子》也常用天地、水、江海、溪谷等自然物象来比况道之玄德，最简洁的说法莫过于“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这些都是再明确不过的比德观念，只是没有点出“比德”二字而已。这说明，在儒家之先、儒家之外，已存在鲜明的比德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尊天情结”。中国哲人之所以尊天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天地有着崇高的德性，世人需要悉心体取，进而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这种观念自天而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人而言，是要求人道去合天道。如果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了。

    这种“德配天地”的观念推扩开来，很容易使人由天地迁想到山水玉石、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因为它们也属“天”的范畴。中国古人往往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出道德启示，这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当然，自然物本无德性可言，事实是人将德性附会到自然物上，所以有论者质疑比德观，他们认为，这种“远取诸物”的类比推论从无生命跨到生命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且把物的特性和人的品德对应得越确凿，就越显得生硬而勉强。笔者以为，这类质疑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上升为对比德的全盘否定。在强调天人感通的古人那里，认为自然物若有德性的比德观念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内含着某种独特智慧。

（摘编自汪韶军《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

    远至传统山水画和文人画的跌变，近至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革，中国画一直在“守”与“变”中实现着形式更新、审美衍变；无数中国画大家也在对“守”与“变”的不断探索中成就独具个性的绘画面貌，谱写时代高峰。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同样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国画也不例外。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创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国家方略，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表现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使用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不能展现中国画真正的魅力。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木观而不随波逐流。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张大千的“波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也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洪潮《中国画的“守”与“变”》，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