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南宋，程朱理学与科举仕进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链接，立场相当独立，思想也相当自由。蒙古人完成军事征服后，其文化策略有了相当深刻的转变：元仁宗皇庆年间，科举条制施行，规定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四书”为课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尽管这种给读书人提供前途的渠道还不是特别宽，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相当强烈，给很多士人暗示了一个知识与利益交换的方式。根源于汉族文化的程朱理学，在一个异族文明统治的帝国中，或为相当普遍的知识和拥有权力的思想。在权力的笼罩和利益的诱惑下，理学的知识与思想的实用性已压倒一切。于是，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

    元明易代，但思想史却依然沿着惯性前行。程朱理学在明代依然是权力拥有者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依然是一般士人用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知识。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以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已经得到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从洪武年间删节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孟子》八十五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到永乐二年严厉惩罚了诋毁理学的儒士朱友季，知识与思想已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程朱学说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了普遍接受的知识与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地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

    到正德、嘉靖年间，这种症候越头越明显。王阳明曾愤然指出，由于思想边界的限定，很多士人只能将聪明智慧转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这些完全是空疏无用的假学问。在明代中期，思想世界其实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社会生活从王阳明生活的正德、嘉靖时代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表面的服饰上“去朴从艳”，文艺上追求“异调新声”，知识上转而“幕奇好异”下面，隐藏的是更深刻的不同阶层价值取向的断裂。那么，思想将如何有效地回应和疗救这种危机与变化？一些敏锐的士人发现，知识无法解释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科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结果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

    恰恰是因为这种平庸和圆熟，迫使这些学者寻找可以刺激新思想的资源。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新闭的空间里，也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就是在南宋曾经与理学对垒的心学。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之“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重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汉字的一撇一捺都凝结着中华文化，是中国魂。湖南卫视6月10日起推出的原创文化节目《神奇的汉字》，结合时代需求，坚守与创新并举，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内容精髓，深入浅出地展现和弘扬了中国汉字文化，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神奇的汉字》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为2019年重点文化创意扶持题材。节目选择了“汉字”这一文化题材，解析造字起源，展现了汉字的妙、雅、巧、美、趣，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认识到潜藏在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魅力。节目中，汉字专家郑贤章讲述了“买”字如何由最早汉语当中的表形结构，意为“网兜装满了贝（货币）”，演变为现在我们使用的“买”字，让观众看到一个汉字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变化。节目以生动新颖的形式传递丰富的汉字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中华文化宝库，感受汉字的韵律和意境，唤醒对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除了传递汉字知识，该节目还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神奇的汉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邀请熟谙汉字文化的专家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将汉字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故事娓娓道来，以汉字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专家郦波在节目中这样解读“美”字：“‘美’者，甘也，从羊从大，所以我们常说‘羊大为美’。‘美’字最早来源于美食，后来延伸到感官和审美。我们是华夏民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故曰‘华’。所以中国人的美，有美食之美、服饰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节目通过汉字专家的趣味解读，寓教于乐，让观众学习汉字、热爱汉字，彰显着当下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神奇的汉字》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一的普通人，如青少年兄弟姐妹、快递和外卖小哥等，以他们为主角，聚焦平凡中的不平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热爱文化、奋发好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张墨和张竣旗两兄弟分享了共同学习汉字的经验，让观众看到他们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情谊。节目还讲述了外卖小哥陈正利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虽然创业不顺利，但他依旧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学习，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乐观向上、努力奋斗的风采。汉字专家也以饱满的热情、幽默的语言，解读汉字文化和历史故事，焕发汉字进入新时代的新光彩，激发人们对丰富学识的追求。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对汉字文化的热情、丰富的学识涵养、不懈的奋斗精神，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力求使汉字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

    提笔忘字的时代，《神奇的汉字》像一股清流，以汉字为桥，走进中华文化宝库，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国人更加珍惜敬畏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字促美，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好学的新风采，努力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神奇的汉字＞：寻找汉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