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但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唐代文人们在不同时期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创作出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认为开元年间复兴了尧舜的太平之世，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写出文质兼备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著述照耀千秋。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则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中唐时期，社会危机重重，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以诗歌来说，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浮靡，唐朝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提出要廓清“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到初盛唐之交，张说和张九龄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形成。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尤能引起后人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产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

    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而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所追求的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多巴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化学分子。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生活在21世纪，肯定听过许多对于多巴胺的赞美。如今，人们想要提高自己的多巴胺水平，因为他们听说它是掌管着愉快、积极、专注和成就的分子。

在多巴胺之前，所谓的“快乐分子”是血清素。在诸如百忧解和其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等抗抑郁药物的兴起过程中，我们被告知，血清素是情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数百万的人每天都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并不曾看到一波又一波幸福的市民脸上挂着狂热的微笑走过街道。于是，我们意识到血清素并不让人变得快乐，也许它只是让人稍稍变得更加平静，不那么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但是那种状态必定和纯粹的幸福没什么关系。

如果问多巴胺有什么作用？我的回应首先是：它是在哪里发挥作用？把神经递质和情绪联系起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过分简单化的，与现实不符。当你吃肉的时候，它会分解成蛋白质，蛋白质则会在你的肝脏中分解成氨基酸。其中一种氨基酸是酪氨酸，它从肝脏通过血液到达你的大脑，在那里，它会先被转化成左旋多巴，随后形成多巴胺。当我说酪氨酸会输送到你的大脑时，我指的是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大脑的某些区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酪氨酸在神经元中转化为多巴胺，它将根据这些神经元在大脑中的位置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多巴胺不仅仅关乎专注或积极，它还对其他身体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如运动、记忆、学习、睡眠、认知等。这是第一个结论：当我们在谈论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提高多巴胺水平时，我们不能说多巴胺会增强某一特定功能，比如专注力或是积极性，因为酪氨酸会被输送到大脑的所有区域，在那里，它会同时影响其他功能。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多巴胺上。多巴胺与血清素一样，只是众多神经递质中的一种，这些神经递质都起着开启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关键作用。诸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质也有着相似的作用方式：它们与突触后神经元的受体结合，然后电脉冲就能从一个神经元流向另一个神经元。众所周知，许多药物针对的是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而非多巴胺，但它们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事实上，你在得到多巴胺的时候必然也会得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因为多巴胺会通过酶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而去甲肾上腺素随即通过其他酶转化为肾上腺素，这一系列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因此，即使多巴胺确实与奖励和动机有关，这些情绪的积极效价也并非因它而生。

当媒体谈及“多巴胺”时，他们通常只是在谈论从中脑神经元向纹状体释放的多巴胺。纹状体是一条神经通路，参与预测和对预测的学习。

想象一下，下个月你的薪水里会有一笔额外奖金，这是一件你无从预测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预测误差，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误差。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大脑纹状体的一小部分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此处多巴胺增加的作用是使神经元兴奋并发出预测误差的信号，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让多巴胺闻名的奖励机制。只不过，奖励机制并非关乎奖励，而是关于新奇。

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下个月的发薪日，你的账户里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也是一件意外之事，只不过它没有奖励，因此着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预测误差。然后，你猜怎么着？多巴胺大量释放，方式和前面的例子里完全一样。这不是奖励。当你得到好东西时，多巴胺神经元不会激活。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时，它们才会激活。而当你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东西时，它们会生闷气。

人们对奖励既“喜爱”又“想要”，而这两个词似乎几乎是可以互换的。然而，调节“想要”某种特定奖励的心理过程的预测误差机制，与调节对该奖励的“喜爱”程度的大脑回路是可以分离的。换句话说，欲望和渴望是一回事，而你获得的实际的愉快或享受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即使许多成瘾嗜好和习惯不再令人愉悦，或者至少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令人愉悦，人们仍然渴望它们。所以欲望、渴望，这是一种动机，是由我们迄今所描述的这个庞大旺盛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并由中脑边缘多巴胺调节。相比之下，我们从喜欢的事物中获得的真正的愉快或“喜爱”，是由其他更小、更脆弱的大脑回路调节的，而这些回路甚至不依赖于多巴胺。

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人们谈论多巴胺，不要让自己被愚弄，多巴胺并不关乎奖励。它与新奇和学习有关，与标记意外事件有关，它会标注这意外事件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触发恰当的反应。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对多巴胺的普遍误解》）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

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的开展，雄安新区乡愁家底变得清晰起来。目前，雄安全城物质类乡愁点总数2367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数186项。

“2020年新区征迁村原有88处‘乡愁保护点’，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又新增了93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乡愁专班组长辛公舜说。

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

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

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