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期待着更多的自主创新。如何实现自主创新，无疑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中国的现代科学大多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是事实。然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相比于西方，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具体的成果，还是研究的思路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学者曾经感言：“当今不少人一提到科学，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而我要强调的是，除了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之外，事实上还有跟它们完全不同的所谓东方科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鸿篇巨制里就曾认为，东方的科学，跟西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国的科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最早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十分适合计算机时代，他称中国古代数学为“算法的数学”或“计算机的数学”，并运用它创立了著名的“吴方法”，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主创新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国固有的科技与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汉字源远流长，使得中华数千年的文化绵延不断。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使得中国的科技与文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然而，进入20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国的汉字排版与印刷却因汉字信息处理的困难，落后于西方。王选这位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率领自己的研究团队，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卓有成效地继承并发展了独领风骚的中国古代科技。正是王选团队在20世纪信息时代掀起的这场印刷技术的革命，大大弘扬了中国科技与文化。

      如今，举国上下正满怀豪情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征途中，我们既不能轻视创新，更不能数典忘祖。中国的科技人才应该在中国传统科技与文化的丰硕成果中汲取营养，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发扬光大。

                                                                                                                                                                     （取材于徐立《王选与中国文化》）

    春秋时期，会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次数空前频繁。前人在概括春秋形势特点时常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彰”“侵伐盟会，无时无之”，诚为不刊之论。可以说，春秋是会盟的兴盛时期。

    春秋会盟是中国奴隶社会衰落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奴隶制遭破坏、大国争霸、礼乐废坏的社会现实。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春秋史，就必须对春秋会盟进行探讨。春秋会盟作为统治阶级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手段，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列国交往、列国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

会盟是实行霸主政治的手段。西周时，天子有无限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册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镇一方，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霸主政治。霸主政治象方伯政治一样，也是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

    春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社会心理驱使着人们仍然尊崇周室。霸主迎合人们这种心理，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帜，提出“奖王室”的口号。当王室发生内乱或遭侵凌时，就举行会盟，帮助王室平定混乱。如王室的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等发动的叛乱，便都是霸主或大国诸侯帮助平定的。鲁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任务是“城成周”，从而屏卫周王室。霸主还帮助王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鲁昭公二十五年的黄父之会，晋赵简子就“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

    救助王室的会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王室衰微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类会盟的主持者多为霸主，而霸主尊王常常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从而争取更多的与国、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霸主代替周王号令诸侯成为历史的必然。

    霸主不仅用会盟救助王室，还用会盟在列国中推行霸政。《国语·晋语七》：“（悼公）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于是乎布命……”韦昭认为：“命谓朝聘之数，同好恶、救灾患之属。”可见，会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方式之一。

    春秋时，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普遍存有反战愿望和重视会盟的心理。而且，在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还要多，所以，会盟便成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齐桓公自北杏之会始，共举行十多次会盟，史载“衣裳之会十有一，兵车之会四”即是其例。

    春秋时，立贤、立爱之事时有发生。郑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与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冯而立兄子殇公，鲁庄公问后于叔牙等，都反映出嫡长子继承制面临着挑战。而君统继承上的争斗又往往是与国君妻妾关系上的混乱分不开的。晋献公宠骊姬，周王以狄女为后都引起了君统继承上的纠纷。当时人认为“并后、匹嫡”是“乱之本”。因此，在会盟的约文中反复强调“无易树子（树子即嫡子），无以妾为妻”，力图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加以制止，从而避免发生诸子与嫡长子争夺君位的情况，使君位得以顺利地传递。

    春秋初期，各国大族兴起。列国大世族，如鲁国的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国的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也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国的七穆出自穆公。宋国的戴、庄、桓等大族，晋国的六卿，卫国的孙、宁等强族都形成于春秋前期。大族的兴起对公室构成威胁，所以，公室对大族展开了激烈的、血腥的斗争，晋献公对诸公子的屠杀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公室与大族关系的另一面。由于这些大族多为公族，公室的存在又需要公族的拱卫。公室好比树的主干，公族是枝叶，尽去枝叶，主干也必然要死亡。因此，葵丘之盟约文中特地规定“无专杀大夫”，旨在纠正过激行为，让大族屏藩公室。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平息公室与卿大夫的斗争，却导致了后来事情向另一极端发展，纵容、姑息大族，养痈遗患，使“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节选自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

    如果非要分类不要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如果不分类，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些艺术家都是在编造事实，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她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虽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学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诊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竟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 439 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选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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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源泉，是发展网络文艺宝贵的材料资源宝库。网络文艺正不断在向传统文艺抛出橄榄枝，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网络文艺正欣欣向荣地开枝散叶。玄幻、仙侠、历史题材为代表的时下最火热主题的网络小说，其灵感来源都是中国远古神话。2017年爱奇艺平台的网络剧《河神》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部网络剧取材于中国社会民俗以及民间文化，用了精美的视听语言去展现民国天津卫的风土人情，触动了观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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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胡文雯《论网络文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