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由运用竹签作筹码来进行运算的“筹算”演变而来。《老子》中提到“善计者不用筹策”，《孙子》《管子》等著作中也有“算”“筹”二字出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筹算已比较普遍。唐代末年，已见筹算乘除法的改进，到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诀。但由于史料匮乏，珠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算盘是何人发明也无从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珠算”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徐岳《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东汉已出现了珠算方法及理论。北周甄鸾为此作注说：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用于停放游珠，中间部分用于确定算位；每个算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作数五，下面四颗，每颗作数一。但这种计算工具与现代算盘形制不同，现在通行的“穿档算盘”，算珠穿在“档”上，可以沿档上下滑动。档中横以梁，通常梁上方每档穿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方每档穿五珠，每珠作数一。定位后拨动算珠，就可做加减乘除及开乘方等运算。

    “算盘”名称最早见于宋代算书《谢察微算经》，因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宋代算盘就已出现。

1921年在河北巨鹿宋人故宅出土的一颗木制算珠，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相似。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铺的柜台上有一形似算盘之物，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确认，那就是与现代算盘形制类似的穿档算盘。宋末元初学者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里有以“算盘”为题的五绝一首，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引用时谚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元代谚语把资历渐老的奴婢比作算盘珠，也表明此物当时已很常用。此外，宋代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许多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算盘诞生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经济文化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极有可能。珠算因计算工具简便、数理内涵独特而被誉“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元世祖忽必烈时，科学家测定地球公转周期为365.2425天，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这样精确的计算就是利用珠算完成的。我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一台计算机，为应付庞大的计算工作，就出现了众多算盘高手齐聚一堂演算原子弹数据的场面，最后的计算结果准确无误。

    但随着计算器、计算机的普及，古老的珠算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尽管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珠算方兴未艾，连美国都要引进珠算作为新文化；但我国学珠算的人却越来越少，算盘也越来越罕见。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评选出“50个最伟大发明”，中国算盘也入选其中，并被评价为“第一批能够提高人类智力的工具之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会长苏金秀认为，看待珠算，不要仅限于其计算功能，而应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研究证明，珠算心算对幼儿和青少年有开发智力的作用，对特殊儿童有智障补缺与康复的作用，对老年人健脑和延缓衰老也能发挥作用。很多珠算“粉丝”也相信，就像有了飞机、汽车，照样还需要自行车甚至步行一样，珠算与电子计算器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各的功能，相得益彰。

（摘编自《指尖的文化：算盘的历史》）

字内悟与字外悟

    书法上的悟大致可分字内悟，字外悟。这是从学习和创作两个阶段来区分的，两者缺一不可。字内悟，主要是以古人为师，通过长期的临摹，逐渐领悟并掌握书法的书写法则，这是学习的第一阶段；字外悟，是在以古人为师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造化为师，从无法中求法，从观察天地万物的自然和变态中领悟书法的真谛，这是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书法学习中，要观其形、得其意，要写写想想，手摹心追。清代书法家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说：“观能书者，仅得数字揣摩，便自成体。无他，专心即久，悟其用笔、用墨及结体之法，供我运用耳。”他主张临摹应学得精到，关键在于用心揣摩，认真领悟古人用笔、结体的方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找出神妙之处。近代书画家沈尹默先生曾谈到米芾的《十七帖》，对米芾的“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一语不理解而感到疑惑：为什么米芾不说观其用笔处，而要说下笔处？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历代名家下笔皆用中锋。沈尹默用这个方法去发奋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渐能上手，心驰笔重。这是字内悟的很好例子，由此可见，向古人求法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而是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要循序渐进，边学边想，屡疑屡悟，有了悟才能有长进。

    字外悟与字内悟不同。清代书法家宋曹认为，书无完法，“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这就是从字内悟“入门得法”而转化为字外悟。“入”是为了“出”，能“出”方能创造书法艺术，创立“我法”而独树一帜。字外悟，决不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马马虎虎，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探索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理通神会，才能进入“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的高妙境界。古人从鹅群戏水、逆水行舟、担夫争道、群丁拔棹、人舞蛇斗、雨漏屋痕、夏云变幻、江涛翻腾等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领悟书法的真谛，都是字外悟的生动事例。

    字内悟与字外悟虽有区别，但又是互相沟通的。历代书法家都是不断从字内悟又从字外悟中提高自己的书艺水平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就是善于妙悟的一个，他早年从周越学书20年但未能悟古人用笔之妙，所写的字死板呆滞，未能脱俗，后来得到张旭、怀素、高闲墨迹，才窥得笔法之妙，并进一步上求秦汉篆隶，乃悟古人用笔与笔意。他自己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缠绕，遂号为草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他从科斗、篆、隶中悟到草书用笔亦应向背分明，并非随意弄笔屈曲，这是字中悟。晚年他又云“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这也是字中悟。“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这是字外悟。黄庭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好学善悟，书法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晚年，其笔力已是炉火纯青，臻三昧超妙之域了。

（节选自《文艺评论》，有删改）

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品格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中华美学精神”在体现“中华性”的同时，融合了多样性的思想追索，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例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主导性理想，就是强调生命活动的内在和谐性，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沉浸和投入，讲求天、地、人相合。这种内在和谐性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再如，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人生的改造与提升，突出文艺活动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这一理念贯穿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内涵的一部分。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当代条件下，“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

    时代在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变，文艺批评的具体对象和价值指向也在变，不变的是贯穿文艺实践始终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绝非简单的“民族形式”外观修饰，而是从内在精神层面凝聚、升华而出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风格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价值构建。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应该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时代生命力的一种具体把握。

    当前，要求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加具体地贴近当下生活现实，更加充分地表现大众的生活情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具体深入地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的境地。这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艺审美功能的具体实现，而且体现了对文艺的文化功能与历史传承功能相统一的要求。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进入20世纪以后，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这样一种思想探索，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近百年来，中国为重新“凿通”“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年，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汴洛铁路）开始修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都规划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铁路，以便与各国的铁路网衔接。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连接陇海、兰新直达欧洲的铁路动脉全线贯通。

    除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我国更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规划。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年，我国与中亚七国计划共同投入192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2008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19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1／4。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不悖，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摘编自《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让历史文化滋养当下

    今年元旦，一部系统展现中国文物体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开播，牵引观众目光跨越华夏大地八千年历史；正月初一，一部演绎中国历史传统诗词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火爆荧屏，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带领观众传唱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艺创作，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发掘了真实的文化精神，用影视作品对过往优秀事物进行了梳理与传扬，以此激起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人们面向未来的共识与期待，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时代，都必然自过往的岁月行进而来。先人的创造与发明，前人的经历与精神，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当下的选择。在历史给予的力量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在与历史的对望中看清来路、认清自己，在对历史的推动中完善进步、创造未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担当。对历史怀有同情和理解，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浸润，更是艺术之花得以绽放的重要通途。遵循真实的历史框架，为创作获得丰富的素材空间与扎实的受众认同，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选择历史题材时首要看重的原则。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开创与发展时期令无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唐明皇》《雍正王朝》等，到二十世纪以来在新旧媒介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下依然脱颖而出的《孔子》等，真实的历史框架总是能给艺术带来丰厚的创作土壤，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与认真思考，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产生掷地有声的心灵回应。

    发掘真实的历史精神，寻求宝贵的历史价值，为艺术审美带来丰富的精神感触，为社会发展带来崇高的文化气质，这是第二重值得历史题材创作者积极探索的话题。古代历史题材中那些或风骨高洁，或胸怀天下，或壮志凌云，或故土情深的人物形象，近现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舍生取义、一心为公、为国牺牲、为民捐躯的英雄精神，当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视野开阔、自信开放、不断创新、追求理想的时代场景，在《闯关东》《十月围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里，在《金山》《千年菩提路》《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纪录片里，在《朗读者》《信·中国》《经典咏流传》这样的综艺节目中，实现了对当下的有效融入，完成了与当下的有效对话，让今人的精神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

    了解真实的历史源流，不忘真实的历史伤痛，反思真实的历史问题，展现真实的历史华章，传承并弘扬优秀的文化脉络，为中华民族带来身份认同的增强，为中国民众带来凝聚力的提升，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创作时的重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