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

陈力娇

    吸大麻时她还是阿王的乐队中的一个挺不错的摇滚乐手，她很爱阿王，阿王却没有回应。阿王知道她开始吸毒时，非常懊恼，给了她一个大大的耳光。

    但耳光没挡了她的吸毒，她开始变卖衣物和手饰。就这样，她偷偷地自己暗箱操作了一年，一年之后她一贫如洗，吃饭都得阿王接济。

    这天她找到阿王，她说，借我点儿钱。

    阿王盯着她看了好半天，良久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结婚吧。

    她很震惊，既而看出阿王是真心的，她哭了。她说，我已经是废人了。

    阿王说，不要紧，我们从头来。

    阿王说到做到，一周后真的和她结婚了。婚礼他们没太破费，只是找了几个熟人简单地吃了一顿。她想给阿王买一身四千元的意大利品牌西服，阿王拒绝了，阿王说，留着你吸烟吧。她一冲动，说，我戒，我肯定戒。阿王看着她没说话。

    婚后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依旧是两个人挣钱，一个人花销，花销的方式当然就是购买毒品，不过阿王有个规定，必须把香烟换成白粉，而且由阿王购买，由阿王每天给她放入水杯定量发送。她自己不得多吃一点儿。这样果然经济合理，她一天的演出不再像有病似的打不起精神了。

    日子有规律地行进着，生活产生了习惯和磁力，每天早晨他们照样履行着仪式，由阿王给她发放适量的毒品，阿王很爱她，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当着她的面把白粉倒入杯中，白粉就像一朵深情的浪花，翻卷着进入她的肺腑，她满足极了，也幸福极了，就越发爱阿王。

    一天，她看到阿王的牛仔裤的后屁股上磨了一个洞，这是阿王常年坐着打架子鼓磨出来的，她这才想起阿王有很久没为自己买新衣服了，阿王也瘦了，脸明显地不如从前白胖了，如果在人群里想找到阿王，就得先找他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再找那张有棱角的醒目的脸是费劲了。

    于是她很内疚，她偷偷地四处联系戒毒所，想把毒瘾戒了。

    这天她终于联系好了一个，这是一家边远的外省的戒毒所，条件不算优越，她选择它是想离阿王远一点，她知道戒起毒来那会很痛苦的，她怕她顶不住劲儿而中途回来见阿王。

    收拾好行装那天，她泪水涟涟，她给阿王留了一张条子，说明她很爱他，越爱越不能拖累他，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再回来见他。

    她把写好的条子放在桌子上，想想又不放心，怕被风吹走了，而阿王回来不知她的去向，他会很着急很伤心的。于是她就顺手从桌子的另一方拿过来一个本子，她想用本子把它压好，既显眼又不至于被风刮跑。可是就在她拿起那深蓝色窄条日记本时，她发现它的下面也压着一个条子，字迹无疑是阿王的。

    条子上面写道：你已经成功戒毒一百天了，我只给你喝了五十天逐渐减量的白粉，从五十一天起，我每天给你喝的都是掺着高钙的白开水，祝贺你！

（有删改）

湘绣旗袍

薛媛媛

    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他准备过完大寿就不碰针了。

    女儿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露出来，透过薄如蝉翼的雪纺还能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气得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些“时尚”了，这样的旗袍全没有精致的手艺，但旗袍的贵气就在这手艺上，少了那种贵族气就少了旗袍的韵味。但年轻人爱模仿薛蓝穿衣的派头，找薛蓝做旗袍的人很多，而他却成了摆设的古董。“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他有好几年没做这种旗袍了。

    女人说：“我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您的，这条旗袍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他迟疑着，又看了女人一眼，她身材颀长，气韵好，是个能够把旗袍穿出韵味的女人。

    他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光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七天后来取。

    薛师傅把自己关在房里，开始裁剪旗袍，领口不能歪也不能大，腰部要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下摆两侧不能露出大腿，但要看得见整个小腿，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得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是湘绣的大忌。

    几天后，薛师傅打开了房门，剪裁好的旗袍上画了一只金凤凰，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正好是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绝妙，他把老婆拉进房，又关上门。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开始飞针走线，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那只凤凰活灵活现，就像随时会飞出来。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泛出幽幽的色彩，闪烁流动。

    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得意地说，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是越看越生气，搬了板凳坐在店门口，等着旗袍女主人。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薛蓝不满地说，其实旗袍这种衣服，若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服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

    薛师傅心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的灵性，倚仗的是技术，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面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坡子街的旧房要拆除，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搬到新门面后，薛师傅又不放心了，“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像上下班一样准时。薛师傅蹲在那里，眼睛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

    不久，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病床上，他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

    薛蓝没作声，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56岁。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旗袍主人的女儿。

    送走那件旗袍后，薛师傅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原来，是她突发奇想，找来朋友，扮成那个旗袍主人的女儿。

    收拾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

    现在旗袍仍然挂在模特身上，成了路人永远注意却无人领走的绝品。

（有删改）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只衣柜，一张桌子，桌面多大，腿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张衣柜，一张桌子。他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张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

    树，因为木匠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的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人家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一年，我赶回家恰逄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子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不忙，他说。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子。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柄子，边告诉我说，他呀，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动斧头锯子的活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干，让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在路边等，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女大学生网上发帖要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我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工资。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马三立梦露

周海亮

    马三立梦露本名马三。他姓马，排行老三，很俗很实际的名字。马三立梦露这个怪异的名字是村里人送给他的外号，他觉得挺好。他种地，养猪，打牌，喝酒，打孩子，弹三弦……他把乡村沉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收音机还不多，可是他有一台。每天他坐在炕头上听收音机，最初听新闻，后来听评书，再后来就迷上相声，迷上马三立。收音机乃稀罕之物，他听的时候，炕沿上、窗台上、锅台上甚至院子里，挤满前来蹭听的村人。一段听完，见村人仍不走，他说，我给你们来一段吧！他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马三立，村人前俯后仰，啧啧称叹。特别是那句充满喜感的“逗你玩”，竟然真假难辨。正逗着，小儿内急，喊了几声“爹”，见他不应，就全都屙到炕上。他只得暂别马三立，冲院里喊：大黄！狗跑进屋，蹿上土炕，欢天喜地地将小儿的秽物舔了个净光。

    喜欢马三立很正常。村里人都喜欢马三立。然而几年以后，他又开始喜欢梦露，在村人眼里，就有些不正常了。

    八十年代初，即使城里人，也多不知道梦露是何人，但他不仅知道，并且对梦露拍过的电影如数家珍。他阅读有关梦露的书，又从杂志上剪下梦露的照片，贴满整整一面土墙。一个大男人不好好干活，天天迷一个脸上长颗痦子的金发碧眼的坦胸露乳的美国大妞，很是让村里人看不懂。他老婆骂他，你还要不要脸？他说，你不觉得她挺好看？他老婆说，她好不好看关你鸟事？他说，好看，就能让我心情舒畅。心情舒畅，就能干好地里的活。他开始弹三弦，唱《送女上大学》，边唱边瞟着墙上的梦露，似乎梦露就是那个穿着红格子衬衫和学生蓝裤子的桂兰。弹完一曲，下地干活，竟真的不觉累。然当他回来，墙上的梦露一张都不见了。他喝来老婆，问，我的梦露呢？他老婆说，都被我撕了！他不由分说，上前一巴掌，将老婆干净利落地打翻在地。你这个不懂事的臭婆娘！他说，我不看梦露难道看你？

    那次他与老婆闹翻了天。他老婆欲与他离婚，他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发誓永不再往墙上贴梦露，两人的日子才得以继续。马三立梦露这个外号也由此传开，开始只是村里人叫，后来传到镇上，镇里人也叫。每叫他，他便应：哎！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快乐。

    墙上没有再贴梦露，并不能证明他不再想着梦露。有梦露的杂志仍然天天看，看时，目光痴迷，口水澎湃。看一会儿，家里来了村人，便打开黑白电视，与村里人一起看马三立。那是村子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他在两年前开始赶集卖书卖杂志，赚下一笔钱。

    几年后他把儿子送到镇里读中学，一家人就搬到镇上。他在镇上开了一家音像店，卖磁带和录相带，也卖书和杂志。店里有录像机，每天都会吸引很多无所事事的人过来看录像。多是香港武打片，有时也播马三立的相声和梦露的电影。逢这时，别人就让他快换片快换片。他不屑地冲那些人撇撇嘴，说，真没品味！

    经常有村里人来镇上找他，喝喝酒，聊聊天。村里人夸他有本事，说他从农民变成老板，不过几年的事。他笑笑，说，不是你们把我赶出来了吗？村人说，谁赶过你？都喜欢你呢。他说，反正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与你们不一样的怪人。说完，喝一口酒，盯着电视里的梦露，说，你说她怎么可以这样迷人？

    再几年过去，他去了县城，开了一家更大的音像店。城里的年轻人不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他这里片子多，价格也便宜。没人知道，他便主动说给那些年轻人听。他说我有个外号叫马三立梦露。大家就笑，说，知道你迷马三立，可是梦露是什么回事？

    那时他刚给这些年轻人说了段马三立的《逗你玩》，嗓音还没有调回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梦露的照片，“啪”地往桌面上一甩，粗哑着声音说，瞧瞧！几个年轻人凑上来，仔细瞧过，说，原来梦露长这模样啊！

    他愣愣，长叹一声说，在你们眼里，梦露也成马三立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有删改）

美女

[俄]契诃夫

①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②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③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⑤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⑥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⑦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⑧“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⑨“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⑩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⑪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⑫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⑬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⑭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刀疤

（阿根廷）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点钟回，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晕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