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贾政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骂道：“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打的这么个样儿，还要搀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众人听说连忙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房中。

    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珠儿，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

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

郑传敏

    妞儿第一次见若兰时只是闭着眼咧着嘴哭，哭得脸儿皱成了核桃。若兰用一根手指伸向那挥舞着的小鸡爪，妞儿紧紧抓住，竟止住了哭声。那时若兰47岁，妞儿出生一小时。

    妞儿满月时，小脸儿慢慢地鼓起来，撑开了核桃皮，成了粉嫩粉嫩的小人儿一个。若兰扒在摇篮边，看不够那小模样。看不够的还有远在百里之外的三娘娘。三娘娘四个儿子，做梦都在想闺女。于是，三娘娘硬是死缠硬磨要把妞儿抱回家。妞儿的父亲有些心动：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就够他操心的了，这第九个整日哇哇哭的小肉团儿让他心烦。但若兰不松口，若兰不松口谁也抱不走妞儿。

    照说妞儿应该感谢若兰，可妞儿连若兰的模样都不记得了。会跳绳的妞儿怎么也想不起若兰年轻时的样子，就一边跳绳一边喊：“若兰若兰……，你年轻时啥样子……？”“就这样子啊！”妞儿仔细瞅瞅埋头梆梆梆剁猪菜的若兰：瘦长脸，齐耳短发，灰褂子。妞儿觉得若兰好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又不是。玩一会儿，不由得又喊：“若兰若兰——，你年轻时啥样子——？”“就这样子啊！”妞儿7岁，若兰54岁。

    可是，妞儿知道大姐年轻时的样子。30岁的大姐领走了10岁的妞儿，让妞儿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上学。百里外的小镇，有许多有趣事儿，妞儿和三个一挨肩的外甥外甥女沉浸其中。晚上，四个孩子一张床，妞儿比外甥大10个月，不会客气。“妈——，小姨踢我！”外甥哭叫。“姐——，他掐我！”妞儿告状。房间里每晚都要闹腾好久。

    这样有趣而喧腾的日子过得飞快，一年一晃而过。妞儿回到家，感觉若兰有些怪：那痴痴的目光让妞儿分外的不自在。哥哥姐姐告诉妞儿，若兰想妞儿想得走不动路，见到与妞儿同龄的小孩就掉眼泪，还大病了一场。妞儿很是奇怪：若兰怎么了？妞儿不是好好的吗？

    妞儿上初中了。渐渐觉出了自己的吃亏，心里不平衡起来，找若兰理论：“不行！你多照顾了大姐姐20年。你不能偏心，你照顾大姐姐多少年，也要照顾我多少年。你不准死咧！”这样的账时常算，若兰时常应：“好好好！”

    若兰信守承诺，一直照顾着妞儿，但却渐渐地老了，妞儿便不喜欢和若兰一起逛街了。她们一起的时候妞儿三步两步就窜出去老远，回头耐着性子等若兰，等急了就扯着嗓子喊：“若兰，快点啊——”若兰急急地赶到，笑喘着分辩：“你看，我赶得上妞儿呢！”妞儿数落：“你和大姐她们一起时多有劲！临到我，连路都走不动了，偏心！”

    若兰确实偏心，偏心妞儿。姐姐们相继出嫁了，五个哥哥无视妞儿的高中生身份，照样拿妞儿当小玩意儿，没事就逗着玩儿，比赛谁最先能把妞儿气哭。比赛的时间常常在吃饭时间，全家齐集一堂，正是比试本领的好时机。五哥开头，四哥接下句，三哥拓展，二哥挖掘。常常是大哥还没来得及总结，妞儿就转身进了屋，眼泪一掉，饭就不会吃了。谁让妞儿是个认真的人呢！若兰总把哥哥们骂得狗血喷头，又拿出好吃的哄妞儿。

    谁让妞儿是个较真的人呢！

    初二时一群女孩儿送别一位好友，难舍情谊，定下五年之约的鸿鹄盟。五年后，读大二的妞儿千里迢迢地赶回家。得知原委，全家齐声制止，说根本不会有人记得什么“鸿鹄盟”，只有像妞儿这么幼稚的人才会当真。妞儿不信，依约赶赴那片青山碧水旁的秀竹林。她在竹林边那个古朴的石滚上坐等了整整一天，不见一个人影。妞儿想了一天的心事，流了许多泪，发了许多恨：“这次我回家，要有谁敢笑话我一句，我就一辈子一辈子不再回家。”硬着头皮回到家，哥哥们竟然出奇地体贴，全然没有往日的尖酸刻薄。妞儿松下一口气。

    这口气直到妞儿结婚后，才知道是若兰帮她松下的。

    若兰一直是偏心的，偏心妞儿。在妞儿生下自己的女儿朵朵时，豁然明确了这点。小时候一些不甚清晰的琐碎的细节，便温暖地浮上心头。若兰放牛时带回来的一枝山红豆，割稻回家掏出的一把野山楂……鲜红地在眼前闪耀。这年妞儿23岁，若兰70岁。

    妞儿还清晰地记得带着5岁的朵朵去看若兰，若兰摸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朵朵嚷着要，若兰拿出一个小的递给朵朵：“小人儿吃小的，大人吃大的。”把大红苹果塞给妞儿，生怕朵朵来抢似的。若兰、妞儿、朵朵去逛街，妞儿搀着若兰慢慢地走，朵朵蹦跳着在前面催：“姥姥——，走快点——”这年妞儿28岁，若兰75岁。

    一日，妞儿从梦中哭醒，丈夫抚慰了很久，妞儿才忍住悲痛，说出一句话：“我梦见若兰不在了。”小时候一直和若兰斤斤计较：不准老，不准死。可若兰还是越来越老了，妞儿从不敢去想没有了若兰她该怎么办。写这篇文章时，妞儿37岁，若兰84岁。

    妞儿就是我，若兰是我的母亲。

    母亲！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啊！今生不离不弃。

（节选自《雪莲》2011年第1期）

局外人

何君华

    我刚把早报扔进垃圾桶就听见有人敲门。我说：“请进。”

    “你好，我是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几个月前逃跑的一只大猩猩跑到了你们这里。我们是过来核实的。”来人亮明目的，并出示了一张工作证。

    我接过工作证，朝来人看了一眼，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猩猩，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不可能搞错，”来人肯定地说，“我们有举报人拍的照片。虽然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很不清楚，但我肯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猩猩。”

    来人递给我一张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彩色图片。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画面中的确有一只大猩猩，它正安静地坐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写字楼，写字楼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子间。来人当然不能因为这样一张毫无说服力的照片就断定他要找的大猩猩在我们这里。

    我摊开双手表示不解：“这能说明什么呢?”

    来人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跟身后的人说了一句：“叫举报人进来。”

    只见我们楼层的一位保洁工走了进来。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办公室西侧最后一个格子间说：“艾经理，它就在那里。”

    我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果然有只大猩猩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看起来，它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了。

    大猩猩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慢慢抬起头。很快，它就认出了熟悉的动物管理员的橘黄色工作服。它低下头，挥起大掌极其愤怒地拍了两下桌子，然后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垂头丧气地跟穿橘黄色工作服的人走了。

    我对我们办公室闯进来一只大猩猩竟然无人察觉这件事感到震惊不已。我恼怒地逼问所有正在低头噼里啪啦打字的职员：“你们成天都在干什么，屋里闯进来一只大猩猩居然都不知道?”但是除了离我最近的两个职员站了起来，其他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仍在低头噼里啪啦地敲击电脑键盘。

    其中一个站起来的职员跟我说：“艾经理，我正在处理一份报表。”

    另一个跟我说：“我正在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

    其他人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咆哮，就像不知道刚才市动物园来人带走了一只大猩猩，而他们已经跟它共处了很久一样。我只好气咻咻地质问保洁工：“你怎么搞的?发现了大猩猩也不向我汇报?”

    “艾经理，你总是很忙。你知道的，我去过你的办公室，但是你一直没有抬起头。”保洁工无奈地说。

    “你是怎么发现它的?”我继续问道。

    “那天我低头拖地的时候，发现一双赤脚。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大猩猩。我想起市动物园登的广告，便立即向你汇报，但是你根本没有理睬我。我只好打电话通知了动物园。”保洁工说，“他们记下了我的报告，但是并没有立即派人来。他们说，有太多市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得一个一个核实。”

    “你发现它多久了?”我问道。

    “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我大吃一惊。

    “是的。我等了些日子，动物园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想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派人过来。因为，就像他们说的，实在有太多市民向他们报告各种线索了。我只好拍了张照片作为证据寄给动物园。这次，他们终于派人过来了。”保洁工不紧不慢地说。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草一份函件。我陷进椅子里，像所有人一样头也不抬地忙了起来。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大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

    “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匆匆过客

路遥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空气里满含着潮湿。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

    一进车站候车室，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当我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后就站到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探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青年妇女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帐，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笑似地对着他。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却不知她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正在这时，那个小姑娘护着她的妈妈，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那暴怒的男青年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男青年沉默了一会，转过头来对那个青年妇女说：“同志，对不起。刚才，我，太过分了……”

    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那个青年妇女也茫然了，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待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呶了呶嘴：“那个瞎眼老头”。

    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羞愧地站在班主任面前的小学生。

    那青年妇女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儿太可怜了，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就决定先给他买一张。我想现在您应该相信我了吧？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儿上车去吧！”

    那个男青年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便转身走了。

    我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车票，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沿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