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

    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把离开村庄当作出息。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走得要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原来拥有的东西你也还无法舍弃。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中，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鲊辣椒。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红糖，很香。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但我却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我常见到来看我的老乡，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忧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照看着许多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人。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在城里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后来，我的继父、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上了大桌子。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的风水，别有一番滋味。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聚会，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高昂铿锵。当我们贫穷，老把村庄当作羞涩；当我们富有，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作铺垫，当作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在拷问中，村庄才真实地的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回去干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近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因为过去我们带走的太多。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一把铁锹，而是别的东西，这只有我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最大的一个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我去上路。（本文有删节）

那年的欢喜

郑彦英

    应该是1966年，我上高小，暑假的时候，咸阳北塬上的马庄逢集，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带三个弟弟到集上逛逛，顺便买一斤盐。

    一到集上，小弟弟兴奋地指着吃食摊子嚷嚷：“油糕，麻糖，还有馄饨。哥，妈不是给你钱了么！”

    我一声喝住了：“还要买盐呢！一斤盐两毛钱，能吃半年。一碗馄饨两毛钱，一吧嗒嘴就没了！”

    小弟弟没敢再吭声，二弟和三弟见我瞪眼，也都噤了声。

    集市东头是百货店，那里卖盐，但是要到那里，必须穿过叫卖各种吃食的街道。我就在街道上走得很快，唯恐哪个弟弟被哪个美食勾住了。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小弟弟，就抓着他的手走，没想到他走到一个炒凉粉摊跟前，猛然挣脱我的手，坐在凉粉摊前的条凳上。

    二弟和三弟都看着我，其实我也被炒凉粉那特别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但我还是去拉小弟弟：“走，买盐去。”

    小弟弟不走，死犟着坐在凉粉摊子前，我把他提起来，他又坐下去，如一摊泥。

    凉粉摊师傅很懂公关，知道我主事，就不看我，有意大声叫卖：“吃一口能解一年馋，才五分钱一盘！”说着就开始炒，油在鏊子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拱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乱爬。

    我不再吭气，心里盘算着，吃一盘凉粉，就要少称二两半的盐！于是我吼：“走，不走不要你了！”

    但是小弟弟铁了心，我吓不倒他，他硬着头死坐着，不看我。

    我实在没法了，捏着口袋里的两毛钱，转过身，背对着三个弟弟和凉粉摊子。但是，炒凉粉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炒到最后，铲锅底那一层黄灿灿的凉粉锅巴的时候，师傅有意铲得浅，铲得慢，一下一下地，引诱着一街的人。

    凉粉铲到盘子里了，筷子重重地放到矮桌上，随后，放凉粉盘子的咯噔声响在小弟弟的面前。我还是不转身，我知道三个弟弟这时候肯定都看着我，等我发话。二弟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地：“哥！”三弟见我不吭声，走到我面前，怯怯地看着我。我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小弟弟说话了：“哥，闻着把人香死咧，我只吃一口，剩下的你三个吃。”小弟弟这一句话感动了我几十年。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软软地说了一句：“吃吧。”他立即笑了，拿起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到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我知道那是和着口水咽下去的。

    小弟弟站起来，把筷子递给我，真诚地说：“哥，好吃得不得了，里头还有豆瓣酱呢！”我说：“我不爱吃凉粉，你三个吃。”说着把筷子递给二弟。

    二弟和三弟推让着，一人吃了一口，又让我吃，我自然还是推。小弟弟夹起一筷子炒凉粉送到我嘴前面，那棕红的酱色，那飘忽的白色蒸气，顿时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

    我吃了，我有意咽得很快，却不张嘴，让那美味在嘴里回旋。同时把筷子递给小弟弟。 

    小弟弟又推，我便把凉粉在盘子里分成三堆，让他们一人吃一堆，然后把筷子咯噔往矮桌上一放，说：“你们吃，我去付钱。”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三个弟弟吃了两堆，剩下一堆，让我吃，我问是谁没吃，二弟说是小弟弟没吃，留给我。

    我没有再说话，其实也就小小三块，我吃了一块，夹起两块，一下子喂到小弟弟嘴里。回到家里，母亲见我们弟兄四个满面红光，就招呼我们吃饭。我把盐袋放到盐罐子上，母亲掂了一下，笑着说：“吃饭。”

从这天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总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少放了盐。我悄悄地问几个弟弟，他们也说感觉出来了，不敢问。多年以后，我问母亲那天掂出盐的重量没，母亲笑着说：“咋能掂不出来？！”我又问：“你知道我们把钱花在啥地方了？”母亲笑笑说：“五分钱买了四个娃的欢喜，还有比这便宜的事么!”

（选自2015年《今晚报》）

广场上美好的歌声

彼特洛·洛斯基

    行动之前，杰夫卡夫斯基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绝不是一次例行演习那么简单。果然，短短三个小时之后，装甲车队便开入捷克布拉格，而天空的广播也同时传来讯息，这次行动绝不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而是逮捕杜布切克分子（见背景资料）。

    守护在布拉格边缘的一条要道，杰夫卡夫斯基和战友一样，他心里非常焦虑，这次取名为“尤里复仇”的行动到底要持续多久？

    街对面不远处是一个教堂，悠扬的钢琴声隐隐约约地从里面传出来，杰夫卡夫斯基情不自禁地侧耳细听，曲子有点像《伏尔加母亲》，那是他最喜爱的一首曲子，如果不是德军突然入侵，杰夫卡夫斯基想，自己现在一定是一名钢琴师，至少不会手里拿着枪。

    杰夫卡夫斯基无奈地笑笑，抬起头看看天空，只见晴空万里，太阳直直地照着脚下的城市，连影子都不见一点，这是个好兆头，久经战场的他可以肯定，战争已经结束，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因为天空连一架飞机都没有，这就说明伟大的莫斯科再次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这样想着，杰夫卡夫斯基便觉全身轻松起来，反复观察了一下周边，没什么异动，便向远处的战友打了声招呼，自己一个人慢慢朝教堂走去。琴声已经停止，但教堂却并没有静下来，透过门缝，杰夫卡夫斯基看见一群孩子正整齐地唱着歌，什么曲子他听不出来，只觉得歌声在教堂里显得特别响亮。

    杰夫卡夫斯基喜欢这种感觉，便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他想问问这首歌的名字，甚至还想跟他们一起学习歌唱。然而，当他出现在那群孩子面前，歌声却突然停止，他们一个个惊恐万分，稍小一点的女孩甚至在往后躲。

    杰夫卡夫斯基抱歉地笑笑，刚想说自己的来意，一个男孩却突然朝自己奔来，这是一个勇敢的男孩，杰夫卡夫斯基在心里默默赞许。可男孩大概跑得太急，竟然在阶梯处绊倒。遇到这种情况，杰夫卡考斯基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向前搀扶。意外就发生在搀扶的那一刻，男孩拼命甩开他的手，大声哭诉：“坏人，你还我爸妈来，你们都是坏人！”与此同时，男孩竟然掏出一支手枪对准杰夫卡夫斯基的胸口，“啪”的一声，枪声在教堂里格外清脆。

    杰夫卡夫斯基显得特别沉重，他真的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但当他发现男孩拿出手枪那一刻，还是习惯性地先下了手。教官曾无数次地训练他应对类似的情况，所以，枪杀男孩的事情完全可以算得上一次对敌作战，杰夫卡夫斯基甚至还可以把战绩上报。但是，在枪声之后，他却只觉天旋地转，怎么也站不起来，他看见男孩的脸，竟然带着微笑，一种解脱的微笑。

    当战友冲进教堂，一支支枪口对准教堂里的孩子时，杰夫卡夫斯基终于挣扎着站起来，他告诉战友，这里没有杜布切克分子，男孩完全是自己一时冲动而错杀，回去后，他会主动接受军法处置。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无论是小孩或者大人，他们脸上都有种奇怪的表情。因为就在刚才，他们亲眼看见杰夫卡夫斯基把男孩的手里的枪塞在自己怀里，一个军人竟然保护敌人的伙伴，这简直就是奇迹。

    当杰夫卡夫斯基与战友跨出教堂的大门，外面阳光依旧明媚，整个布拉格宁静得像莫斯科的早晨，而就在杰夫卡夫斯基回头那一刻，透过教堂的大门，他看见那群孩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悠扬的歌声再次响起，越唱越响，歌声从门口飘出来，弥漫在布拉格的天空。（选自《意林》2011年04期，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8年，捷克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布拉格之春改革，希望借此摆脱苏联。8月20日，苏军以军事演习的名义突袭机场并占领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控制了捷克全境。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

    “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

    “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颗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元。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第16期）

盛开在屋顶的莲花

葛俊康

    听父亲说，奶奶生前喜欢种莲，并且还是种莲的高手。每年奶奶都要在家门前的河汊道里种上一大片的莲藕。奶奶种的莲，花开得最艳。每天早晨，奶奶总要站在莲花旁边，一脸慈祥地看着在河里划船的父亲。

    父亲十八岁那年，从爷爷手中接过船桨，成了村里唯一的摆渡艄公。父亲除了摆渡，没事时，就按奶奶的吩咐，帮人们运这运那，特别是洪水来的时候。

    父亲说，那年的洪水，来得特别突然，也来得特别猛。半夜里父亲听到奶奶的喊声，忙跑出门去看，洪水已经冲进了街道。

    父亲惊呆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奶奶喊：“赶紧叫醒大家搬到山上去。”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奶奶就和父亲分头边喊边敲人家的门。

    洪水越来越大，奔腾着，蹿进了院里。

    父亲回来后，马上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山坡上搬东西。这时，奶奶忽然想起了生产队堆放在河边晒场上的稻谷还没收拾，那可是全村人的口粮啊！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粮食显得特别珍贵，奶奶忙叫父亲去找他的船，然后到晒场去运粮食，还要他边跑边喊人。

    父亲赶到晒场，把船靠过去，闻讯赶来的青壮年一下就围了过来。几千斤稻谷少量已经装袋，大多还堆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装袋的装袋，装船的装船，劲大的直接扛上麻袋往山坡上跑。洪水越来越大，父亲的心里挂念着奶奶，运完一船后，就直接把船划回了家里。

    这时，洪水已经淹没了柴楼。奶奶已被逼到了房顶上，看见父亲，忙问：“运完了吗？”父亲说：“还没！我想先把你送上山。”

    奶奶厉声对父亲说：“瞎胡闹，赶紧回去！运完了再来，我没事!”

    父亲望着奶奶，不敢吭声，只好又把船划了回去。

    晒场上的人们还在忙着，有人抱怨父亲咋现在才来，一袋袋稻谷装好，运到山坡前，卸下，背上山坡；返回，再装。洪水还在上涨，但平稳了些。

    马上就运完了，这是最后一船，看着那一麻袋一麻袋胀鼓鼓的稻谷，父亲开始动起了心思。那个年代，粮食是多么金贵啊！他看看左右没人，就把船停了下来，从船上找出一截绳子，把一袋稻谷拦腰捆好，绑在船舷外的挂钩上，麻袋浸在水中，只有一小节绳子露在外面，即使是白天，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何况这闹洪水的三更半夜呢？

    船靠岸了，人们很快就把稻谷搬完了，父亲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才想起了奶奶，赶紧划着船往家赶。但由于一边吊着稻谷，船倾斜得厉害，走得也很慢。

    父亲回到家，洪水即将浸过房顶，但奶奶还静静地坐在屋顶上，像安详的观音。父亲赶紧跳上房顶去扶奶奶上船，这时船一下子倾斜得几乎要翻了。

    奶奶愣住了，问父亲：“船咋了？下面挂着啥东西？”

    洪水还在上涨，父亲没时间跟奶奶解释，催促她赶紧上船，但奶奶似乎猜出了七八分，盯着父亲不放。父亲只好说出了实情。

    奶奶立刻急了：“你咋能这么干？我刚才还寻思，经了这场大水，后季的庄稼眼看没了指望，全村人就指着这点粮食活命呢，这要是谁动了歪心眼，偷偷地王自己家里背，那咱村非有饿死的不可。没想到我儿子就这么干！”

    父亲惭愧得低头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催奶奶上船。

    奶奶用严厉的口气说：“今天你不送回去，我就不走了！”

    说完，奶奶挣脱父亲的手，盘腿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屋顶上。

    父亲答应奶奶一定把粮食送回，要奶奶先上船，但生气的奶奶执意不肯：“你不送回粮食，我哪有脸见人？”父亲无奈，只好调转船头去送粮食。这时天已放亮，父亲回头看时，洪水顺着房檐流过，端坐的奶奶像一朵盛开在屋顶的圣洁的莲花。

    突然，轰隆一声，房架垮了，屋顶上的奶奶掉进了洪水里。父亲大喊一声，手忙脚乱地把船又划了回去。船边的稻谷浸了水，坠得船怎么也划不动。父亲赶到时，奶奶已不见了踪影。

    父亲哭喊着，不停地划，不停地寻找。

    洪水无情地涌动着，往下游狂奔而去……

    从此，奶奶那莲花般圣洁的形象，就一直开在了父亲的心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