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杨绛和他的父亲杨荫杭

孙莲莲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钱钟书初见他时未免有点害怕，但接触久了，即摸出其“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性子。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拥护。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拥护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拥护。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泳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思想有光，人才有光

谢湘

    2016年1月13日，百岁老人周有光迎来了他111岁的生日。几天之前，媒体在上海和北京以“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主题座谈会的形式提前为周老庆生。语言学家、上海《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在发言中表示了遗憾：“语言在周老面前显得匮乏。古人称七十岁为古稀，八九十岁为耄耋，一百岁为期颐。现在周先生已经111岁了。可惜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如此高寿的人”。仿佛是心有灵犀，身在北京的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原总编周为民积极建议，周老的生命时间已经超过了现有的标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把110岁以上的老人叫作‘有光’”。

    然而，周有光自己根本没有在意年龄、称谓的事儿。在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最新拍摄的视频中，情绪乐观、头脑清楚的周先生乐呵呵地说：“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

    人们钦佩周先生，不仅是他的生命长度，还在于他的生命质量。

    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的周有光，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50岁之前，他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执教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从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85岁至今，他又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思想独立，豁达睿智。他的很多观点，清晰明了，能够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年座谈会的主持人、《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认为：“周有光先生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基于这一点，每年为周老举行祝寿活动，也是在文化思想界凝聚共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周先生思想有光。关于这个世界，他有着很多独到而精妙的见解。

    ——他不同意文化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

    ——他反对国学之说。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他十分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评价，但主张观察的角度、坐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

    有人统计过，周老现已出版了40多本著作，其中一半左右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在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后又陆续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著作问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也堪称奇迹。

    说起周有光，中国社科院颇受关注的中青年历史学家马勇非常赞叹。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发现，近代思想家的巨大变化大都是年轻时激进，中年时开始调和平庸，到老年时趋向保守。但这样一个规律，被周有光先生用行动彻底颠覆。“他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能给年轻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2016年新年伊始，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忘年交”朋友、出版社编辑叶芳，周有光说了一句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1906年出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世纪老人周有光，他的生命线仍在不断地延长，他的生命之光还在不停地闪耀。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 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②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可爱梁宗岱  梅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聪颖早慧。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孩，问：“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说。此时梁宗岱十六岁，还是个中学生呢。

    梁宗岱1923年被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赴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梁宗岱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二十八岁。l941年至l944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梁宗岱性情放达可爱，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就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匕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哕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会“动武”。著名学者、教授、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l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讲到忘我处，经常捋起衣袖，露出上臂肌肉，“炫耀”自己的强壮，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感染，整个课堂气氛让人如沐春风。

    1944年秋天，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刚刚完成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早年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咱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下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召见”。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

    二十四岁，熊希龄顺利中了进士，与张骞同榜。在殿试时，光绪帝很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用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前途无量，春风得意。可是，就在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腐朽如槁木的清王朝，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就是其中之一。端方非常爱惜熊希龄这位才子，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大力保荐。就这样，熊希龄充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长袖善舞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这届内阁不是浪得虚名，真可谓人才济济。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自然渴望有番作为，他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才华横溢，有谋有略，处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

    熊希龄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命运，都输给了那个乱世。熊希龄开始筹办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使得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座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先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熊希龄是决心奔赴国难的，他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节选自《名人传记》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