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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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年（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教，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维基百科）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