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的故事      契诃夫

在忏悔节那天，大家都到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饼。您不认识柯祖林；对您来说，也许他无声无臭，不算什么；对我们这班没有飞黄腾达的人来说，他可就算得伟大、万能、绝顶聪明了。凡是做他的所谓“喽罗”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油饼好得很，简直没法跟您形容。还有酸奶酪啦，鲜鱼子啦，鲑鱼啦，碎奶酪啦，葡萄酒和伏特加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吃完油饼，大家又喝鲟鱼汤，又吃酱汁鹧鸪。饭后，他老人家柯祖林侃侃而谈，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可笑的事没有，我只记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戳我的腰，说：“笑啊！”

我就把嘴嘻得大大的，笑一下。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说，“有你的！他正在瞧你，而且笑了……这挺好；真的，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

“是啊！”我们的领袖柯林祖呼哧呼哧地说，“现在我有油饼吃，有挺新鲜的鱼子吃。住宅吗？嘻嘻嘻！……瞧瞧这所房子！你们呢，现在你无声无臭，不算什么，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慢慢有那么一天你就……你就交运啦！”

柯祖林顿一顿，摇摇头，接着说：

“讲到先前，先前是什么样啊！我的天！脚上没有靴子，身上只穿一条破衬裤，……要挣一个卢布，往往要做两个星期的工。而且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地给你，不是的！他们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脸一丢：拿去！人人都可以糟蹋你，欺负你……有一回，我带着呈文去进见，一瞧，门道里坐着一条小狗。我就向这条小狗走过去，想要握握它的爪子。我说：‘对不起，让我走过去。早安！’可是小狗却对着我：汪汪汪……不过顶要命的是这条薰鲑鱼……是这条鳄鱼，我为他受了多少罪啊，挨了各式各样的骂！都是为了这个小人物，为了库里岑！”

柯祖林指着一个跟我爸爸并排坐着的、伛偻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一看见那根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十分窘，在椅子上扭动起来。

“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受了不少的罪！”柯祖林接着说，“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做了他的部下。他们带着我去见他；我呢，低声下气，一副寒酸相；他们把我安置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就开始虐待我……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每看一眼都像一颗射进胸口的子弹。现在他看起来像一条蛆，样子可怜，可是当初他是什么样子啊！他把我折磨了好久！我为抄写，跑去买肉包子，修笔尖，陪他的老丈母娘去看戏。处处讨他的欢心，嗯……样样都为讨他的好……‘不行啊，’我想，‘我得经常随身带着鼻烟盒，防他万一要用。’库里岑，你还记得吗？我妈现在是去世了，老太太生前有一回上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到我伯母家去分遗产。他呀，数落她，瞪起眼睛，哇哇地叫：‘可是你儿子是个懒汉，他是个寄生虫……’他说，‘非送到法院去不可！’……”

柯祖林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呢？呸！现在，我……我在他上头啦……该他陪我的丈母娘上戏院去，他给我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了。嘻嘻嘻！……库里岑！”

“你有什么吩咐？”库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问道。

“表演悲剧！”

“是！”

库里岑挺直身子，皱紧眉头，举起手来，做出一脸的苦相，用嘎哑的、破锣样的声音唱道：“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眼看着你死！”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库里岑！把这块面包加线胡椒，吃下去！”

已经吃饱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可是现在不同……嘻嘻嘻！……可是喂，你！你啊！我跟你说呐，没留胡子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爸爸的腰。

“绕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陪着笑脸，快活得涨红了脸，踩着碎步绕桌子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跑。

“咯——咯——咯——！”我们两人叫着，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一边想：

“我就要做助理文书了！”

注：①十四等文官，是帝俄时期最小的官。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霍松林先生的教学与研究

    2017年2月1日，霍松林先生在走过人生第97个春秋后，溘然长逝。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教书70多年，仅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就有半个多世纪。一生平淡而又非凡。

    先生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中文科处于创业阶段，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霍先生接手的三门新课之一的文艺学，既无教材，又无参考资料。怎么办？他开始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重新分析已有的理论。几经补充修改，到1953年秋，终于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讲课很有特点，他为本科生讲古文，诗、词，从来不看讲义，边背诵，边讲解，却一字不差。跟别的老师只管讲解不同，霍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严格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诗文名著、精读必要的古典名著，以奠定学生的知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霍先生把订精力放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他们走向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作出的杰出贡献，陕西师大于2014年为他颁发了“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但他随即用其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辈。

    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方中强调，“断代”研究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

    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一句名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说注》《控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霍先生主持召开全国首届唐诗讨论会的情景。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唐代以来的第一次”，此话气势非凡，振奋人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霍先生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摘编自张新科《霍松林：“唐音”永存》）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①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农人们在田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他们身披落叶，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

    ②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花团锦簇的，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花容失色。

    ③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里，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④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蜇了我了，连忙把它撇到窗外。

    ⑤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蜇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蜇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

    ⑥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致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蜇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作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⑦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的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想到冷水可止痛，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站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击拇指。这招儿倒是灵验，痛感减轻了不少。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床上，然而才躺下，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头了，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一会儿抹风油精，一会儿抹牙膏，一会儿又涂抗炎药膏，百般折腾，疼痛却仍如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我泄气了，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⑧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瞪大眼睛，然而黑夜就是黑夜，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我盼望着山下会突然闪现出打鱼人的渔火，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然而没有，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

    ⑨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用，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有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如果我们放弃梦想，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纵情声色，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色调的世界了。

    ⑩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的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