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的笑与泪

    曲艺界认为，是马三立真正将相声从撂地摆摊带进剧场殿堂的。相声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刻意模仿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这样的赞誉在同行之间实属难得，他被公认为“相声泰斗”。

    马三立的相声，情节荒诞，但并不离谱，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他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因此有行内人认为，直到马三立才真正形成了本色自然、冷面滑稽、外松内紧、有条不紊、表演细腻的“马派相声”。

    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年纪轻轻就漂泊江湖，跟评书艺人学会说书，最拿手的是《水浒》，娶妻生子后进北京城安了家。他在什样杂耍门中颇有声望，交游甚多，其中包括相声前辈春长隆、恩绪。这两位见多识广，又有才气，所说的相声趋向雅而不俗。马诚方让儿子马德禄拜在他们门下学艺，再传至马三立兄弟。

    因深知做艺人的艰辛，父兄一直竭尽全力供马三立读书。但最终因家境窘迫，1930年，马三立迫不得已子承父业，入了相声一行，走街串巷，尝尽了江湖险恶。

    虽然生活艰难，但马三立在相声创作上却从没有丢掉过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他早年表演的传统相声，主要是最见演员功力的“贯口”活儿与“文哏”段子。中年之后，在表演对口相声的同时，马先生也善演单口相声，并且常能使所演节目给观众带来“余音绕梁”的美感。

    据不完全统计，他演出过传统相声两百多段，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六七十段；同时，他还创作有两百多个相声小段。他一生都扎根市井大众，评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以讽刺见长，超越了对一事一物表面现象的关注，更注重于对人性的反思与揭露。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说相声属于“下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马三立却一直秉承老艺人敬师敬业、自珍自重的态度，对于相声也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毕生都记得“门长”裕德隆的训话：学艺不是儿戏；干一行，敬一行，爱一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多学多看多想多练，明白相声的道理；上台兢兢业业，下台沉稳自重，不贫不贱，不奸不懒，守礼守节守义。

    在马三立看来，相声就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9年里，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转到天津市曲艺团，还当上了副团长。

    但直爽的性格，又让他吃了苦头。1958年9月，“反右”运动卷土重来。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个指标来。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直到确定马三立。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则是长达11年的下放劳动和5年“关牛棚”做杂役的生涯。

    1961年3月16日，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此劳动两年了。当晚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他当场落泪。

    1999年4月，“马三立老人院”正式落成，在他的晚年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慰问演出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上面，亲自安排医疗、伙食等事务，还常常到各个房间，与老伙伴们说笑聊天。

2003年，这位最会讲笑话的老爷子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马三立把为观众演出看成是天大的事，为此他一生都把观众视为衣食父母。他常说：“人家买票看我们的表演是对我们的抬爱，他们懂相声、爱相声，我们不能骗观众。”（选自《文史春秋•相声泰斗马三立》）②和马老谈话，丝毫感觉不出他有一丁点名人的架子。他朴实、谦虚，句句大实话，有时拿自己解嘲，却毫无哗众取宠之处。（选自《马三立：动、静、学、乐》）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实在认为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总感觉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千古流芳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的散文，称为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的错误认识，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家长里短，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有表现力的最能够表现生活真实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无名之辈的散文作者了。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还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好坏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好坏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但是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至于到《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短长，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他们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特别一提的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有一个观点就是“力求散文精和短”，并且他也是追求“散文精和短”艺术的实践者。那么外国散文家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嗦、乏味、无聊；而有些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的写作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者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来那么多的规矩，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选自《新华副刊》）

花草院落

郑飞雪

    ①一年前去过那家小院，小院里花草的气息从不同的季节飘散出来。

    ②去往乡村的路途其实有些远，也坎坷，先穿越邻县的高速路，再盘旋到寿宁县高海跋的山路，一路翠竹林立，云雾飘缈，很快就忘却了身后的红尘。路愈往山巅，愈陡峭，愈感觉那座院落的离世与神秘。

    ③车子到达乡村后，双脚像兔子着落到青草地，我感觉又回到了出发地——家乡。朴实的村民从村街店铺里探出头，用与我家乡相仿的方言向朋友问候着，有一两句拗耳，只稍慢下语速重复着，也能捕捉出话里的大致意思。错把他乡当故乡，便是此情此景的感觉了。

    ④空气中飘送着稻草香，小院就座落在青青的田野边，田边一条潺潺流水，像是专为客人引路的，沿着水流方向从东向西走小段路，到达宅院门口。那宅院，像临水的花，映照在涧边。寂寞，却有寂寞的言语。探头，可见院子里摇摆着各色花草，像微信里的图照一样春光灿烂，像主人一样熟悉亲切。当然，它们霸着这方水土，霸着这座院落，自然是院落里磊落的主人了。一群风尘仆仆的远客闻着香，蜂蝶一样来寻访芳踪。

    ⑤很普通的一些花草装扮着空旷的院地，院子显出特别的乡村格调，好像在这里遇见儿时的伙伴，笑容从模糊的记忆里慢慢洇开，浮现出往昔熟悉的容颜，猛地，一眼就叫出它们的名字：葵花、丝瓜、辣椒、月季、茄子……这些花，挨挨挤挤站满院子，像左邻右舍聚拢过来瞄一眼稀客。紫茄有些腼腆，见不得生人，静静挨着墙角羞怯着，吐出紫星星一样的花儿，这朦胧的花朵却如星光一样照亮城里人尘封的梦。一片菜花，一片开在院墙内的菜花，如紫云英一样勾起春天的梦幻，这是多么富足的分享。黄瓜很愉悦，纤巧的滕蔓沿着院墙攀升，像一首爱情歌谣，把明亮的心情传达远方。重重碧叶垂挂的瓜，是嫩黄的。这纯净的颜色，一下子唤醒岁月深处单纯的记忆。它从母胚蒂结出来，就是以天然的肤色遗传命名。黄瓜，一个名附其实的乳名。而今市场菜摊上的黄瓜长满癞刺，裹着葫瓜丝瓜一样的绿衣裳，像赶潮的青年装扮星范，让人掂量时无从下手，也无法分辨内在的本质，锋芒毕露，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基因。

    ⑥玫瑰躲在玉米棒下浅笑，鱼腥草簇拥着石榴花向墙角绵延，吊兰从假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争着抢着在池水边摇头晃脑，生命依恋的情怀从缠绕的枝叶间蓬勃而出。让人感叹时光匆忙，也欣赏存在的实意和温暖。与世无争的闲适，正是生命的从容与尊贵。

    ⑦朋友建房时突发奇想，在院里开辟了一块地，不灌溉水泥，花卉、蔬菜、野草可以在泥土里混杂生长，错落有致、和谐生趣，让生活视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我喜欢这草木群居的院子，像主人相邀南来北往的客，演奏着浪漫的音乐交响曲，提琴、簧管、快板、慢板、大调、小调……或舒缓、或激扬、或沉郁、或热情、或优雅、或荒凉，花草们用执着的深情，绽放成土地上坚定的生命。

    ⑧朋友说，这些花籽菜籽草籽，都是母亲随手撒下的。母亲年迈了，怕她走不上山坡，风雨里走不进田园，保留了这院内的土地，让她随性操持。一位母亲对生活的操持性情，就像蜜蜂在花粉丛中辛劳，像菜们草们执意要从土地里冒出来，没有人会阻遏这天性的执念。子女对母亲的了解如花草与泥土相通，泥土培育花草，草木感知土地深处的脉博。母亲细碎的脚步日转星移，从东边撒下一粒籽，萌发一颗芽；西边栽种一株苗，结出一个瓜。枝叶蓬勃成周边欢愉的生命，年迈的母亲就喜欢这样簇拥的生命，相互牵依，相互缠绕，寂寞滋生出许多热闹。一片瓜菜的季节延伸着一位母亲的时光，母亲的富足就是看着土地上的热闹。手抚过的花朵、瓜果，枝叶，盛开土地的温情，像母亲琐碎的叮咛，牵挂着远程的脚步。

    ⑨宽广的土地多像慈母，容纳远远近近性格迥异的孩子。

（选自2017年第2期《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节）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岁。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能跟鸭子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欢喜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稚稚，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让你裹来了！”倪二分辨，但也没用。

    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

    “你说多重？”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原文有删改）

《阿Q正传》序

鲁迅

    ①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②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狄更斯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③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④“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⑤阿Q不开口。

    ⑥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⑦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⑧“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⑨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⑩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哪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