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音乐

聂运伟

    爱因斯坦3岁的时候，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3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

    说起爱因斯坦与音乐的故事，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吮着人类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

     爱因斯坦不仅仅属于科学，科学也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干。对于伟大的科学发现来说，抽象的逻辑思维倒总是验证非凡想象力的工具。所以，爱因斯坦始终没有成为数学公式的奴隶，“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职业”。不管旅行到哪里，他总是身不离提琴，甚至参加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也要随身带着琴盒，以便会后拜访普朗克、玻尔时，能在一起拉拉弹弹。在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或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爱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难，思索陷入困顿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放下笔，拿起琴弓。那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会在无形中开启他对物理学的思路，引导他在数学王国作自由、创造性的遐想。音乐往往催化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创见和思维火花。在音乐的自由流淌中，深奥的理论物理学有了美妙的旋律。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他与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们有过许多理论上的争吵，也有深厚的并肩战斗的友谊。在他们的交往中，音乐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爱因斯坦和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埃伦费斯特是终身挚友，但在相对论问题上，又总是争论不休。从1920年起，爱因斯坦接受荷兰的邀请，成了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每年都来几个星期，住在埃伦费斯特家里，讨论、争论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伦费斯特思维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评意见尖刻、毫不留情。这点恰好与爱因斯坦棋逢对手，唇枪舌剑之后，能统一观点自是皆大欢喜。遇到无法统一的争论，两个好朋友会自动休战。埃伦费斯特是位出色的钢琴家，他喜欢替爱因斯坦伴奏。爱因斯坦则只要埃伦费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时，一支乐曲奏到一半爱因斯坦会突然停下，用弓敲击琴弦，让伴奏停止演奏。或许是一段优美的旋律触动了灵感，争论又开始了。争着，争着，爱因斯坦又会突然停下，径直走到钢琴边，用双手弹出三个清澈的和弦，并强有力地反复敲打这三个和弦。这三个和弦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铁门，“镗！镗！镗！”像是在向大自然发问“怎—么—办？”弹着弹着，“上帝”之门打开了，沉默的大自然与这些虔诚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两个好朋友笑了，欢快悠扬的乐曲又响起来了。

弹钢琴者是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则是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量子论和相对论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物理科学两大支柱。在科学上，他们共同描绘了物理学的一幅优美和壮丽的图景，在音乐艺术上，他们同样能奏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这两位理论物理学大师的心目中，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补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两个侧面。只有科学的美，没有艺术的美，是残缺的；只有艺术的美，没有科学的美，同样是残缺的。

从童年就钟情于音乐的爱因斯坦早就视音乐为灵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谐，就是完美。和谐、完美是真实的基础，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发现，竟建立在一个古亦有之的美学原则之上。

爱因斯坦把音乐与理论物理学视为美与真的化身，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对物理学的孜孜以求，既非娱乐消遣可解说，亦非一般的事业心可衡量，这两者在于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具体再现。他的独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为音乐天地中的独自品尝，物理学领域中的孤军奋战。

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在音乐和物理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根基，他确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当他的独立人格与外在世界发生冲突时，他不是大声疾呼，无畏地评判世人世心，就是无言地坚守自己的“孤独”，从来没有半点动摇。

（节选自《爱因斯坦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爱因斯坦，犹太裔物理学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同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

（摘自“百度百科”）

②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摘自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①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②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约翰•纳什：走出“囚徒困境”的指路人

包蕴涵

    5月23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6岁，生前被广泛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此前，纳什才刚刚在挪威领受了阿贝尔奖。阿贝尔奖也可以称得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86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纳什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世人充分的肯定。

    比起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痛苦而波折的中年时代，纳什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相当的平静和安详了。纳什的一生是曲折和传奇的。

    童年时代的纳什是一名奇才，而青年的纳什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才华、奇特的怪癖和不掩饰的自大与野心，对于他的才能，有一封推荐信里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去评价：“这人是个天才。”

    1948年，在大师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学院，纳什如鱼得水并脱颖而出。是冯•诺依曼开创了经济博弈论，而被冯•诺依曼贬低过的纳什的思路却比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最终，他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并发展成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

    数学家哈罗德•库恩说：“我真心地认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而在前十位中，可能就会有他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把纳什均衡比作“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

    20岁出头的纳什就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然而在他的理论蜚声国际、广受关注的时候，纳什却逐渐从数学界销声匿迹了。由于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纳什家庭和生活出现危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不知情的外人甚至以为他已经疯了或者死了。

    幸好，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纳什用理智、爱和时间战胜了病魔，经历了离婚与复婚，生活回到了常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以其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影片《美丽心灵》上映后，这个长期以来“在普林斯顿里漫游的无家可归的无名氏”终于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关于毁坏与拯救的故事成为了被病痛和灾厄折磨之人心中的希望。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追求了一生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最终，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纳什在诺贝尔奖颁奖感言中说道。

    在纳什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几十年，纳什均衡却被极大地关注和发展了。好的理论不可能寂寂无名。而现在，纳什虽然已故，博弈论却已成为人类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帮助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参与人战略的这样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战略。换言之，构成纳什均衡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最优的。

    为什么纳什均衡是“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一个制度即使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如果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仍然会持续存在。反之，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因此制度需要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有效的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纳什均衡才能实现。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如何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谈到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博弈问题。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要讲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作为纳什均衡引出的一个最著名案例，“囚徒困境”揭示了博弈中双输的情境，直接挑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社会中，“囚徒困境”虽然普遍存在，但却不是不能破解的。为了破解当今种种社会问题、在改革走进“深水区”时仍将其良好地推进，让社会的成员走出“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并达成纳什均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当下的中国，理解纳什均衡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研究分析和制定社会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出现了少量的翻译和著述，但1994年纳什和博弈论学家海萨尼和泽尔腾获得诺贝尔奖后，博弈论才迅速进入我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而如今，博弈论研究在我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纳什逝去之际，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

他用一生写一篇不朽论文

——浙江省农科院同事眼中的王一成

    他两次出国留学，本可留在国外搞自己喜欢的专业，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浙江畜牧人才欠缺。

    他本可从事基础研究，写论文，出专著，成大师，但他选择了农村一线，因为浙江猪农需要他。

    “王一成用一生写就了一篇‘不朽论文’，他是新时代农科战线的楷模！”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说，“他把祖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百姓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他信念坚如磐石、事业重于生命、服务高于一切、名利淡如止水。”

    成立于1908年的浙江省农科院是个百年老院，跻身全国省级农科院前三名。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优秀典型，激励着农业科技人员投身“三农”事业。如今，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王一成非常优秀，他的优秀不仅在于业绩，更在于品德。他为人非常低调，院里、所里多次想推选他为先进，授予他荣誉，他都能让则让、能推则推。直到汤勇代表组织前去医院探望，并向他夫人了解病情时，才知道他的事迹是多么感人。

    汤勇回忆说，王一成爱人提到的三件事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其一，在确诊病情后，王一成隐瞒了一个月，安排好所有工作交接之后，才告诉所里和家里；其二，在病床上，王一成提到最多的还是科研；其三，王一成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包括车子、相机给工作用，长年下乡跑坏了两辆私家车，从来没有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

    尽管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王一成，但是随着对王一成事迹的不断挖掘和学习，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深深地感到，王一成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好党员，无愧于一个杰出的好科学家，无愧于一个农民的好兽医。她说，从王一成身上总结提炼的精神品格是他的精神画像。优秀之所以优秀，是品格优秀，伟大之所以伟大，是精神伟大。精神无声，却能振聋发聩；精神无光，却能照耀心灵；精神无形，却能塑造人生。学习王一成，要学习他的精神，用王一成的精神滋养我们的精神。

    浙江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徐子伟是王一成的老领导，与王一成共事30年。1987年初识时，他印象中的王一成是视野开阔的“时尚青年”，不仅科研上屡屡创新，而且还在学外语、学开车、学计算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阿肯色医学院希望王一成留在美国，并给他家人办理了3年签证予以挽留。徐子伟回忆说：“我们也担心他不回来，但他人还在美国，就托爱人带话：把岗位留好，等我回来。”

    1999年7月，不讲任何条件，他学成归国，静悄悄地回到了实验室。次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最少的钱建设了畜牧所一流的实验室。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激动地汇报：我已经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了只能在美国才能做的实验。”徐子伟感慨地对记者说，王一成是纯粹的科技工作者，饱含赤子之心，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

    浙江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朱英今年43岁，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博士后，7年前回国从事水稻品质与抗逆功能基因研究。在她看来，作为老一代“海归”，王一成归国后如果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肯定会成为动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然而，养殖户的企盼和需求，让王一成毅然放弃从事了近20年的基础研究，走出实验室，主攻猪病防控。

    科研圈里的人都明白，做基础研究更有机会发表论文，更容易出名。朱英十分佩服王一成的低调和执着：“在个人兴趣与农民需求之间，他选择了农民的需求，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三农’，最终成为养猪户眼里最信赖的‘浙江省猪病防控第一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王一成永远是我们海归人员学习的榜样！”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王一成（1957.12——2017.9）198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一直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侧重于规模猪场疫病防控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国家等科技项目20多项，获各级科技成果8项，发表论文40余篇。②他很爱干净。他在同事亲友眼中有些“洁癖”，却常年干着与脏臭病死猪打交道。伏天的烈日下，王一成进入猪圈挑选病猪、做生理解剖，50多岁的他干完活已汗流浃背，但没有一点指手画脚、假手于人。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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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