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那个同在腔部生声容的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童年时期便开始从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接受系统的古文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顺应时代要求使用白话文写作，发表的白话文章不仅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广受称誉，而且以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打动许多人的心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成一边倒的舆论情势下，朱光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文言和白话两者的特点及短长作出独到分析，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倡导者所说的“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乃不负责任的偏激之词。因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话文都能有；白话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难免”。

    朱光潜1918年起前后在西方人主办的大学里攻读13年，是同辈文人学者中留学时间最长、浸淫西方文化甚为深广者。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广泛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所阐述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绝不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和介绍，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中国文艺和审美实际，在两者相互对照比较中探寻美学和文艺学规律。

    譬如他在《诗论》中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指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种差异？朱先生认为：其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说尽他的生命史。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大半生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所以中国诗里友朋赠答和君臣恩谊是常见的母题，而这在西方诗中却几无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影响，尊敬女子受社会称颂，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中国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女子最大的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是比较罕见的事。其三，中西恋爱观也相距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口号。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无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而他们向来为社会所病诟。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左雾”弥天的社会氛围里，朱光潜的著作一夜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北京大学撤销了他西语系主任的职务，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将其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使其受到一系列严厉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令人惊异的是，朱光潜先生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脱胎换骨，低头认罪，成为一只“死老虎”，但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愿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大有“困兽犹斗”之气概。他挺身而出，孤军奋战，“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秉笔书写数十篇宏论，一面反复申述和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一面对众多美学家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进行严肃批评，为诊治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严重感染的庸俗社会学弊病，起到难能可贵的作用。

综观朱先生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奥的大书。

（摘编自钱念孙《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相关链接：①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唾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②“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季羡林《悼念朱光潜先生》）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