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全国各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率情况

材料二：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

    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李玲建议，应系统地制定公共政策，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青少年视觉健康同国家发展、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将减少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将视觉健康纳入国家健康保障计划。最后，加强视觉健康的社会宣传、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摘编自李玲《国民健康视觉报告》2015年6月9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查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摘编自《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2018年08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海外购物，买的是啥？

    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目前经常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家庭年收入在5万—8万美元之间，这部分人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日用消费品的要求也较高。由于出国旅行愿望强烈，机会也多，他们消费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海外。过去，中国游客出国购物多选择价差较大的高端名品，而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与国外市场相比，手机、家电等消费品市场已差别不大，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荆林波说：“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他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海外代购渐受青睐 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了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是没有的。

    胡钢：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过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出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此前有专家呼吁一种新的制度，叫“反悔权制度”或“冷静期制度”，意思是收货以后，有7天或14天反悔期，此期间对货品不满意可以退。

    胡钢：这在国外比较流行。如果这种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海外代购问题有三。第一是代购商自身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我们怎么退换货，怎么拿钱回来。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

    胡钢：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材料一：

    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需要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挖掘来提升效率。大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继土地、能源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说。

    “短短几年里，大数据战略已经从全面总体布局，向各大行业、细分领域扩展延伸。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大布局体现了大数据发展驱动效应日趋凸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黄殿中表示，辨识和管控大数据风险成为监控国家安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体现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为保障大数据安全，中央网信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挥协调与落地部署工作。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网信办协同相关单位，在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共同促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增补完善和相应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出台；在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防范信息安全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的潜在隐患和安全风险，为公民、国家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保护提供切实支撑。

（摘编自李政葳《构建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光明日报》2017年5月29日）

材料二：

    为了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很多地方和学校纷纷“出招”。上海市建成了“上海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为资助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立足于10万余条数据信息，确立了新的“量化测评模型”。

    这些大数据的手段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资助对象，还能更加切合实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找到精准的切入点。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介绍，学校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每天实时采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信息，并进行实时分析，对学生成绩下降、迟到早退、消费反常、上网成瘾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预警。

    郑庆华说：“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隐形特征挖掘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提高自信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明晰职业规划、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创新精神等发展性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推进“西迁精神”新传人培育计划，并为建档立卡学生专门设立“自强不息成长成才”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陕西省12地市政府实习、海外交流访学和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运交大”青年领导力公益实践项目，提升受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樊未晨《学生资助将从经济资助转为资助育人》，《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7日）

材料三：

    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

    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往往被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

    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综合挖掘和应用。但目前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这些都不利于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应用。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材料一：

    近日，一篇《过度教育，正在毁掉中国家庭的幸福》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思考，文章描述了当今很多家庭的现状。很多家庭不是有虎妈就是有狼爸。当孩子开始读书，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成绩就是全家人的晴雨表。香港记者屈颖妍是一家杂志的副总编，她感叹管好三个孩子，比做好一本杂志难100倍，更重要的是个人幸福感的缺失。她的一个朋友，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非常优秀，但孩子读初中，成绩不好，她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后悔当初没全职在家带孩子，她说如今得到的所有荣誉，都抵消不了孩子学习不好这一个“污点”。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数据显示，39.49%的家长认为孩子学业负担重。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花费5.4小时进行课外补习，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根据调查，在全国，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有62%的学生报了辅导班，其中六成以上的小学生均报名参加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各类辅导班。在所有调查省份中，北京、上海的学生参培率更高，有七成以上；而广东省、山东省相对较少，但同样有接近六成的学生接受课外辅导。根据调查，小学生中每天可睡到自然醒的比例仅为23.9%，每天由闹钟或是他人叫醒的比例高达76.01%。其中有29.26%的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就被闹钟或是他人叫醒。

材料四：

    一般的认识里，只有学习成绩差的，跟不上班级正常教学进度的学生才上补习班或者请家教，可现在不论成绩好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客观上带来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叫“剧场效应”，观众席上前面的人站起来了，也会带动后面的人纷纷站起来。同样，在教育方面，前面的孩子抢跑了，也必然会带动后面的一部分人急着想要追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当下的教育生态系统，全民补课，全民焦虑。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家长，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与大环境共舞，或者甩开大环境，尊重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两者之间骑墙家长最痛苦，孩子最遭罪。现实中，太多家长在骑墙，既不想让孩子成为功课的奴隶，又见不得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以上材料均来自网络）

    材料一

     联合国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环境大会上制定的《21世纪议程》指出，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发展失衡是地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绿色消费理念自此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倡导和传播。

     绿色消费与传统消费有什么不同?在传统消费理念下，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疯狂地掠夺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绿色消费则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传统消费是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大量开采有限的自然资源；绿色消费则追求消费的可持续性。

     传统消费追求奢华，倡导高消费、多消费和超前消费，人们常常不是为了需求消费，而是为了面子消费；绿色消费则崇尚自然纯朴、节俭适度，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得到需求的满足。传统消费已经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恶果，绿色消费则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放在首位。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二

     2016年6月，哈尔滨师范大学面向国内大专院校发放了一份关于绿色消费观的调查问卷。在有效的953份问卷中，只有35.3％的学生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绿色消费，4.7％的学生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绿色消费。例如，15％的学生对“怎样消费是个人自由，与他人和社会无关”的观点表示不确定，另有17.8％的学生对此观点不赞同；有20.4％的学生仍然认为高档消费值得羡慕和追求，这与当前社会高档消费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关。此外，909名大学生表示自己在日常消费中经常或偶尔使用一次性筷子，看来当代大学生使用一次性产品现象普遍存在；10％的学生表示父母不会经常对自己进行绿色消费教育，31.5％的学生表示学校偶尔或从未进行过绿色消费教育，这表明家庭和学校在绿色消费教育方面的角色缺失客观存在。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三

    随着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提高，居民对室内空气质量和饮用水水质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空气净化器、家用净水设备等健康环保产品成为消费热点。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发展前景广阔的绿色交通工具，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2017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200万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产销20％以上。

                                    （节选自《2017年中国居民绿色消费发展情况》）

    材料四

    郑先生今年4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过去一年在“饿了么”上花掉的13799元被全数免单，理由只有一个—— 一年300多次点单，他一次都没要餐具。郑先生就这样成了当地“环保冠军”，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自去年9月外卖点餐平台“饿了么”的“无需餐具”功能上线以来，有超过3000万单都主动选择了“无需餐具”。“饿了么”对这一行为的积极鼓励，不过是阿里整个新零售体系中引导绿色消费行为的一种。

     环保一直是物流业的难题，菜鸟也是这方面的先锋。它最早在业内推出全生物降解快递袋和免胶带纸箱，第一个将“绿色包裹”引入物流业。数千万个废旧纸箱得到循环利用。它还通过智能打包算法精准匹配箱型，减少了15％的包材使用。2018年2月，首批数千个循环箱率先在杭州上岗。从菜鸟仓到全国零售小店的配送，这些循环箱替代了传统纸箱。而在未来，莱鸟将对100万家零售小店全部采用环保循环箱，预计数量将超1000万个，因此能够节省出数百万棵绿树。

                  （节选自《阿里新零售倡导绿色消费被评中国可持续发展先驱》）

材料一：

    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主播借助视频录制工具，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直播或专业化，或娱乐化，或生活化的活动，并适时与粉丝互动，从而达到获取收益的目的。尽管网络直播行业兴起不久，近年来却呈爆发弌发展之势。据艾瑞咨询的分析，目前中国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已超过2亿。由于网络直播行业对资本、直播平台、主播等均有巨大的利益诱惑，网络推手在网络直播行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为提升主播知名度，一些网络推手不惜采用低俗的营销手段，从而引发网络直播市场的混乱，导致个体甚至集体道德失范，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

（摘编自范巧、杨扬《大学生网络直播发展策略》，《中囯冶金教育》2018年第6期）

材料二：

    1月8日，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发布了《2018主播职业报告》。通过对一万余名网友、五千余名主播的问卷调查发现，网络主播已经被用户、主播公认为一种职业，这一职业具有年轻化、收入稳定、职业门槛较高、工作强度大、女性从业人数多五大特点。

（摘编自《〈2018主播职业报告》发布，21%职业主播月收入过万》，新华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三：

    第二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在论坛上，酷狗直播代表分享了酷狗直播学院培养主播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案例；曾在酷狗直播学院深造的音乐主播陈钟、庄妃获得“2018年度才艺主播奖”；酷狗直播的音乐人才职业化培养方案荣获“2018年度创新大奖”。2018年，酷狗直播为音乐主播发行原创音乐作品超过1200首，主播的歌曲在酷狗音乐的总播放量超过800亿次。原创音乐人陈钟在酷狗直播平台上拥有43万粉丝，他的数字单曲专辑《那天》在酷狗直播平台上线仅一个月销量即突破70万张，截至发稿前已突破140万张。陈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酷狗直播平台上，我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游荡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陈钟能够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酷狗直播构建了一个绿色健康的直播平台。

（摘编自袁舒婕《酷狗建设绿色平台，打造直播学院》，《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3月5日）

材料四：

    2016年，文化部发布《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网络表演不得含有表演方式恐怖、残忍、暴力、低俗，摧残表演者身心健康的内容。这一规定更多的是为了保障内容的健康。“网红”和大量一般性的职业主播所需要的权益保护，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近年来，不雅直播屡禁不止，直播平台拖欠主播薪资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都说明网络直播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职业规范和相对完善的从业者权益保障机制。

    主播自律性不足一直被视为直播业乱象迭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必须看到，自律意识的孕育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游离态”的主播占了绝大多数，主播普遍缺乏必要的职业归属感，岂能奢谈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当然，这并不是说直播平台要把主播按照传统企业的模式进行体制化的“收编”，但可以尝试借鉴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的管理方式，对主播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样既有利于保障主播个人权益，也能促进行业自律，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网络直播发展到现在，从企业主体到一般从业者，都有足够的动力去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目前，行业还存在太多的灰色地带，市场机制、利益分成模式、职业规范、权益保障建设、自律建设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直播平台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升合规发展的水平，监管部门也应更积极地采取引导措施。无论如何，网络直播平台不应该成为人们“拼命”搏出位的舞台。

（摘编自任然《走向职业化的网络直播不该让人“拼命”》，《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