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徽

余华

①国有国徽，校有校徽，厂有厂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家的家徽是一条鱼，一条画在门板上的鱼。那条鱼的图案画得很笨拙，线条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是条鱼而已。但它却有不寻常的来历。

②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弟兄四个，个个都是牛高马大的男子汉。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温饱。

③一天夜半，父亲起来小解，发现一个人影蹿进了厨房，他便喊叫起来，同时马上守住厨房门口。不一会儿，父亲弟兄几个都起来了，他们点着灯，拿着大木棒子和斧头，仔细地搜索着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粮食就是性命，大家决心不把这窃贼打死，也得让他残废。厨房的旮旮旯旯都搜遍了，却没发现人。父亲弟兄几个说父亲定是半夜眼花，父亲赌咒发誓说肯定有人。还在大家争辩时祖父来了，祖父让儿子们都去睡觉。等他们走了之后，祖父走到水缸边，敲敲盖子，说：“你不用躲了，出来吧。”只见水缸里水淋淋地站起一个人。这人一手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色，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

④祖父望着窃贼，叹口气说：“算了，你走吧，要是让我的儿子们看见了，你今天非残废不可。”

⑤贼傻望着祖父，他不敢相信祖父就这样轻易地让他走，但祖父分明是平静地挥了挥手，贼便从水缸里爬出来。祖父又把那水淋淋的米袋子交给他说：“带上它吧，它可帮你家度几天日子。”贼要说什么，眼眶却红了，低着头，提着米袋子往外走，走到门口。“慢着，”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你拿这钱去做点小生意，再也不要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了。”

⑥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⑦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斤多的鲜鱼。祖父先是感到奇怪，但他马上就猜到是那贼送来的，那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⑧自此以后，我家门环上经常出现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父亲他们感到奇怪，祖父便舒缓地向父亲弟兄们讲起鱼的来历。

⑨大约吃了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安，说人家是小本经营，别吃垮了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守候着，一直熬了三个夜，终于让祖父遇见了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一个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亲他们听得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家门上刻一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再送鱼，就用这条刻下的鱼替代好了。祖父并叮嘱父亲弟兄们要保管好这条“鱼”，牢记这件事。于是，我家按照祖父的意思，一直都保留着这鱼的图案。

⑩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家的家徽。                

（选自《余华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文章有删改）

书匠

陈人波

    我是在一个小书摊上认识他的。他卖书，我买书；他是摊主，我是颀客。

    那天，偶尔路过，忽见一处小书摊上堆着些旧书，便不禁心痒，大步过去，站到了书摊前。眼睛扫描一番之后，便随手翻了几下《要面子的中国人》，觉得有些价值，便想买下。但书上明码定价七元五角，他却抬到了十元，还声明一分不少。我嫌他的书太贵，便转身走了。他却从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把我紧紧拉住，并让我坐到他的一张小凳上，一双犀利的眼睛全方位地把我打量一阵之后，便涎沫四溅地把我“训”了起来。

    他先毫不客气地问我，都读过些什么史书，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要面子、不要面子、讲面子、掉面子的故事吗？知道多少中国人为了顾面子而争权夺利、大动干戈的故事吗？知道多少中国人为了争面子护尊严而奋斗不息、视死如归的故事吗？又知道多少中国人在权力与屠刀面前屈膝受辱、掉尽了面子的故事吗？如果你想知道这些故事，就请买下这本书吧，花十元钱就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么多事情，不值得吗？接着他又问我，知道现在纸张、印刷提价了多少吗？最后还问我，高就什么职业，月薪多少，常买书吗？我闹目养神，让六根清净，等他问完了，才开了口。我说：“你真行，，我服了，你的书我买了吧。”这时，他才哈哈大笑起来，把书塞到我手里，接过我十元钱，让我走了。一路上，我觉得此翁真有意思，为了卖出一本书，竟煞费这么多口舌说服一个顾客，其经营之道可谓妙矣。

    某晚，我与朋友在茶坊喝茶，偶然又遇上了他。隔桌相望，他笑笑，我也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坐到了我身边，热情地与我聊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他姓何，年已六十开外，是某农场中学一位语文教师，前两年退了休，便来城里投亲戚，开了这个小书摊。他的小书摊可谓“小”，占地不过几平方米，几块木板搭在一条黑乎乎的小巷的一个角落里，木板上堆着的几乎都是旧书，也有一些眼下流行的通俗杂志和资料性较强的书刊，报纸却只有一份《海南日报》。每天吃过早点后，他便守着他的小书摊寸步不离，午餐晚餐吃的都是盒饭或快食面，生活有些苍凉。但他认为，一个老书匠晚年还能与书为伴，让书香陶冶老情怀也算满足了。再者卖书可以赚钱，又可以多读些书，了解世界的新变化，开拓老脑筋，何乐而不为？到底是人不离本行，老书匠开旧书摊，可谓对上了谱。

    他说，他开这个小书摊已近一年了，摊子虽然简陋得不成样子，但来买书的人并不看你的摊子如何，而是看你架上的书是否可读，读之是否有益。买书人往往先看内容，后看价格，然后再磨嘴皮，这就得靠你大体上懂得书的内容，给顾客作说服性的宣传、鼓动，这样你的书才可以卖得出去。原来，他是靠这能说会道的“三寸不烂之舌”来经营他的小书摊的，怪不得他的书摊虽然简陋，但生意却不坏，每月下来总能赚三四百元，赚得自自在在，欢欢喜喜。

    我问他为何经销旧书，不进新书？他说，现在书价太贵，他没有本钱，所以只好收购旧书，转手卖出，赚点小钱度晚年。他还告诉我，他十九岁那年就因国家需要提前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讲台，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五年教龄，算是一名老书匠了，退休前还入了党呢。如今别了三尺讲台，心里倒不是滋味呢，梦里还常常回到他那个熟悉的地方，回到一双双黑眼睛的面前。他跟我说这些时，老花花的眼镜后面竟渗出了莹莹的泪珠，仿佛有一串动人的故事欲从泪水里涌来，使我触摸到了一个老书匠炽热的心跳和深沉的情感。

    又过了几多时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来到了他的小书摊前。只见一群孩子正围坐在他身边，一字一句地跟着他朗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见我来了，便招呼我坐下，感慨地说，每逢节假日或星期天，这些邻居的孩子们都爱到这里来听他讲故事，有时他便教他们念念写写或辅导他们做作业，很有乐趣。也许，这就是一个老书匠拳拳的青春情怀吧，小小书摊竟又成了他的大课堂。他把知识带给孩子们，把明天的希望也带给了孩子们。

    我愿常来光顾他的小书摊，看看他这位老书匠，学他的经营之道，听他教导孩子们的声音……

（《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9日24版）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    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載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过些时日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千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呵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一一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材料一：2012年“六一”前夕，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的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遭到网民们的一致差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产业的业内人士也质疑该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讶的是，由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制作的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记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时从不关注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只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这类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流程一般是，先批量制作出一部分动漫，然后在电视台和各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领取补贴……如此畸形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和创意，这固然需要金钱的投入和支持，但若陷入钱眼中不可自拔，创新和创意就会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发展，注定会成为泡沫。

（华西都市报《从<戚继光>看动漫产业的“气泡”》，有删改）

材料二：2005年，广州市对青少年展开了一项调查——“迪士尼意味着什么？”答案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等。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士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士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菜坞电产业，成为全美最大的娱乐产业。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中国，如今却沦为动漫产品的最大输入国。有统计数字称，米老鼠、史努比，HelloKitty、皮卡丘和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人民币。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使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美国。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自身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士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有删改）

材料三：

材料四：2017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工作将把握宣传向导，突出重大主题，围绕党的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同时，今年将继续组织推动“百部中国梦电视动画片扶持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等重大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持续出精品、出人才。

（新浪网《高长力：2017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有删改）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