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为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念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它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它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横渠四句

冯友兰

    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其实，并不费解。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被了解，被赏识。万古的月球，好像开了一盏明灯，这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

    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第三、四句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照他们的解释，不是圣人最宜于为王，而是为王者必定是圣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关统治者的事都称为“圣”。皇帝的名字称为“圣讳”，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甚至于皇帝的身体也称为“圣躬”。

    欺骗终究是欺骗，没有人信以为真。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孟子起，就把政治分为两种：一种名为“王”，一种名为“霸”。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宋明以来，道学和反道学的“王霸之辨”，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 

    照我的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最宜于为王的人是圣人，因为有圣人之德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大公无私，只有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只有圣人才最宜于为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义。

【注释】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