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等祯祥意义。饕餮这种兽面纹，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的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美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在夸耀威吓恐惧，却徒显其空虚可笑。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有删节）

春节民俗艺术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当天亮的时候，放下手中的笔，沈从文的心态和九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时间不但改变了人的年龄，经历过的事情，也使人有了沧桑的味道。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

    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鹬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到肆千灯多闪铄，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