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美术学院开展百年校庆活动，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北京系列活动也拉开了序幕，随着一北一南两大美术学府的庆典盛事，我们也深思民族美育的历史和未来，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即中国美术史的本土化写作。

    这一问题的探讨，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创置与学理研究共生并行。古代美术史研究述评结合，研究的对象以中国画为主。梁启超“新史学”开始倡导兴建文物和艺术的专门史。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文化史上各种图像和考古材料的价值运用。

    20世纪初美术史写作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参照日本学者撰写的著作翻译和重编，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二是借鉴欧洲的艺术史撰写经验，以滕固《唐宋绘画史》为代表；三是紧依画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或把它们融于典型人物和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如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四是兼顾历史分期与朝代迭进，提炼画史深度问题，并延续国人惯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如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美术史写作的根基在于“资料”和“观念”。这四种写作模式，在材料来源上大略相同，主要是传世的画学文献和当时可见的美术实物，其区别体现在不同学人对美术史的认知态度和写作观念上。在核心思想层面，它们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的美术史写作必须坚守本土立场。而如何将民族优秀文化因子深植其中，是最值得探究和实践的。

    当前的美术史写作，也呈现两种现象：一是高度强调传统画学与现代美术史的皎然之别，热衷靠近西方艺术史的撰写形式，进而升发为美术史写作的“全球视野”。树立国际意识自然无可厚非，但若过度强化与世界的同调同规，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着意突破传统美术史写作“以绘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不仅增加了书法、工艺、建筑等单元，还将中国各宗教美术、国际美术交流等纳入其中，从某种角度上说，已从原初的美术史写作演变为美术文化史写作。过于注重美术与宏观文化的关系，反而容易消弭传统绘画的自律和深度。对于前者，应理智反思20世纪前期具有学科奠基价值的若干美术史著作中彰显的本土立场。对于后者，通过深读画学文献，自会明晓古代美术之最大宗也最具代表意味的门类即是绘画。

    当前，各方都在企盼能有更多展示本土立场和中国品格的优秀美术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写作必然是导源于画学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又时刻不离当代的格局和意识，既勇敢迈进国际艺术史撰述的对话空间，也高举充分的信心来讲述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殊然不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 “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 “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江南为水乡泽国，有水必有桥以济之，桥就成了江南一道亮丽的风景。16世纪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53～1563（明嘉靖年间）在华见到古桥说：“这些石桥工程如此完美，……令我赞叹不已！”湖州自古多桥，据《永乐大典》记载，湖州一府有711座桥，至清同治《湖州府志》记已达1417座。仅乌镇一地清代就有桥119座，至今尚存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的通济桥。

    明清人喜在桥墩、桥门上刻楹联以表达对桥的遐想或赞颂，这样就有了桥文化。所谓桥文化不仅是指桥梁建筑技术层面而言，更多的是通过桥楹联来深化桥的内涵，这才是桥文化的精髓。通过对桥文化的研究，可以诠释明清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意蕴，反映这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化。当年的文人骚客就是通过桥联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民俗的描摹，也有对善人善举的颂扬和历史的怀念。桥的修建自然基于交通的需要，桥建成后就能促进四邻的交往和经济发展，而建桥除官府行为外，大多还是地方人士、寺庙、商人等出资作为善举而为之的。由于年代久远，桥圯字毁或字迹模糊，搜辑桥联已属抢救之举。

    杭嘉湖多古桥。王江泾的长虹桥建于明万历年间；余杭通济桥建于东汉熹平四年（175），洪武元年（1368）改为三孔石桥；塘栖广济桥，又名通济桥，俗名长桥，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七孔石拱桥。这些都是江南有名古桥。古桥大都有楹联，如乌镇通济桥，又名西高桥，有桥联曰：“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通霅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主人三千里，北望燕京。”长虹桥联更多，诗情画意甚浓：“淑气风光架岭送登彼岸；洞天云汉横梁稳步长堤。”“福泽长流物阜民安国泰；慈航普渡江平海晏河清。”“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瞻；南浮越水白，北接吴山绿。”“劝世入善，愿天作福。”“千秋永庆，万古长龄。”桥楹联见景生情，传递诗情画意，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明清时湖州为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达地区，尤以蚕桑丝绸著名。王士性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外国来华人士眼中的湖州更是富庶之地。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湖州府位于大（太）湖之滨，是中国富裕的大城市之一。……处于水乡，丝绸产品丰富多彩。……这里丝绸的产量如此之多，以至一个小城镇每年缴纳的丝绸什一税就达五十万两黄金。”繁荣的经济离不开交通的畅达，水乡就离不开桥梁，如双林镇就有万元、化成、万魁三座古桥。这些古桥至今仍在通行着，可惜风雨侵蚀，有些桥联已风化，字迹不清了。

    湖州方志办深感桥联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抢救性的辑集，本文中的一些桥楹联采自他们的记录，附此致谢。

（摘自陈学文《历史上湖州的古桥与桥文化》，有删减）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现实。它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

    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阶段，只有相互扶助、相互促进、利益共享，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保安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在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选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201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前，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开启全新变革，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而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人工智能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时代，数据到底该怎么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数据隐私是一项基本权利，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应该将他人的搜索行为、购买行为、行程等数据用于牟利。就如一些互联网媒体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抓取消费者的搜索记录，并投放广告，这等于未经授权将个人隐私数据变现来赚取收入，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用户的数据隐私权。

    日前，脸书董事长扎克伯格在问询听证会上承认，除了将注册用户的数据供第三方使用，脸书还收集未注册用户的数据，令数据“泄密门”进一步发酵。而国内消费者反映，在手机百度上搜索吸尘器后，频繁收到百度、京东、网易新闻等AP推送的吸尘器广告。百度利用搜索记录定向推送吸尘器广告尚可理解，为何京东、网易新闻也有此类推送呢？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该消费者关注吸尘器呢？数据隐私状况令人担忧。

    同时，数据分享又是十分必要的。以人工智能医生为例，仅在影像诊断方面，人工智能就需要学习大量的影像病例，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此类数据分享和汇总分析最终将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

    数据隐私与数据分享界限如何划分？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脸书数据“泄密门”后，苹果、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表示自己是绝对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但海量的信息收集和存储，使相关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拥有了一种巨大的权力，仅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权力如果不被关进笼子，那么在网络上近乎“裸奔”的用户信息，可能随时都会被出卖到镁光灯下。

    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大数据也有两面性。无论你是否喜欢，大数据裹挟着好与不好同时到来。面对新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它。一个行业兴起初期往往处于野蛮发展状态，企业由小变大则需要规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规范。没有数据的规范使用，就没有数字经济产业的健康生态。规范不是制，不是遏制技术发展。相关规范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的，应积极探索，在创新中解决问题。

(摘编自李心萍《数据隐私和数据分享》)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①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快速发展，佳作频现，媒体热捧，读者欢迎，掀起了一股浪潮。

    ②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③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要有细致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甘冒危险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都一一记录下来。

    ④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例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⑤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二十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⑥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这也是非虚构作品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⑦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是为一般写作者书写自身故事提供的平台。“有故事的人”是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⑧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