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发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选自2016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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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李泽厚自传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此话今犹在耳，却不幸竟成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不免泫然涕下。每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教我冷静地、批判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只问耕耘”的话语，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我最近讲，搞美学应具备两方面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放弃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时代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局日趋动荡，学校却充满复古气氛，死气沉沉，保守到连《大公报》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到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书报，其中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就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甚至冒险读着“禁书”得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样的阅读中，我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比较注重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要追溯到自己的这个时期。

    195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期，我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加上得了肺结核，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我独住在宿舍顶楼的一间“阁楼”里，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我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利用了当年所作的资料卡片。

    我虽已发表不少文章，但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非议颇多。下乡劳动和工作，我是单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使我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但也让我学会了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我沉默而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文革”时我在干校，读书非常困难，只能偷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72年回家后，我便利用在干校时偷做的笔记暗暗写起来。因为我坚信政治灾难终会过去，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会坚持干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就在条件简陋的“地震棚”里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有人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的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其实，“语焉不详”的还包括我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等。因为我喜欢先画一个“粗”线的轮廓和框架，等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细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也曾搞过“小”的试验，结果愈积愈细，不能自拔，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虽都有偏颇，但毕竟要有所偏重。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不能一人独揽，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也有人说我“杂”，说我又搞中国思想史，又搞外国哲学，又搞美学等等。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也要看到，如今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融合。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就是好传统。当今学界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节选自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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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吾友黄振中，治中国哲学有年。其于并世之学人，独服膺于李泽厚，且誉为半世纪以来，气象最博大之学人。每问余之意见，吾则以为不然：夫李氏者，乃思想界之陈涉也，非学术界之项王也。

——选自困学纪闻、荆楚风云《与友人论李泽厚》，来自李泽厚的博客

②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选自《二十四名学者眼中的李泽厚》之刘再复评论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我于1986年考入军艺文学系，比莫言低一届，他是师兄。当时，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莫言已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偶像。记得1986年我从广州军区去军艺参加考试时，在食堂门口遇见本军区的作家雷铎，他介绍旁边一个胖胖的人说：“他就是莫言。”接着我们蹲在草坪旁吃饭，因为当时文学圈流行一种“凭感觉写小说”的说法，而莫言的作品正成为这种说法的例证。我就问：“什么是感觉？”他狡黠一笑，回答：“都是瞎扯的。”实际上，他对家乡高密生活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对莫言最熟悉的，是他的军艺同班同学，后成为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朱向前。昨晚，我和朱向前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你知道莫言的笔名怎么来的吗？”“当时文学爱好者很多，但不少人是把文学当作名利的敲门砖，不去刻苦写作，而是到处清谈吹嘘。莫言虽然当时没有名气，但很看不惯这种风气，认为作家还是要靠作品吃饭，莫要靠嘴巴发声音。于是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正好也与真名管谟业音相仿。他的性格也是如此，平时很少说话。”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他报名参加了几轮考试，也获得了通过。但不知何故，他却没在规定的时间来军艺报到。按规定，他就不能录取了。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系主任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忐忑地从包里摸出1982年发表在《莲池》上的小说《民间音乐》递过去。徐怀中看完，用异样的神情望着面前的年轻军官，说很好呀，报到吧！就这样，莫言这匹“千里马”，让“伯乐”徐怀中一眼相中，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昨晚，我联系徐怀中，他正在广西休养，老部长对弟子的获奖表示祝贺，随后又淡然一笑说，我就不评了，现在应该让广大读者评说了。

    朱向前说，开学时，全班先自我介绍。他们看到许多当时军队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钱钢、李荃等等。数来数去，就他们俩是无名小卒。去饭堂的路上，他俩自然靠拢。朱问：“你写过什么？”“嘿，不值一提，我就是来瞎混的。你呢？”“我从福州军区来的，写过点小玩意。”

    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在这种环境下，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外出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大山，有的看书，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但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红高粱》等。国内文学界到处在打听：谁是莫言？他是干什么的？当知道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时，许多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学爱好者，都跑来狭窄的宿舍，找他约稿，探讨文学。他只得躲起来。1986年，著名作家张洁应邀来军艺上课，她说她刚从法国回来，外国的作家问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她说：出现了莫言。

    而朱向前则凭借同窗好友的关系，成为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他从1986年开始评莫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人民日报》在1986年12月首次评价莫言也是朱向前的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而最早预言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是朱向前，他在1990年任军艺文学系教授时，就在课堂上说，莫言的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村，但深刻的人性刻画，生动的语言描绘，已超越国界。他将成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如此大胆的预言，使他受到很多质疑。但近来，朱向前接到无数电话祝贺：“你的预言应验啦！”

（摘编自《中国日报》，作者张晓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