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十五中学2016-2017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二次月考试卷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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