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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

朱自清

    ①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

    ②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

    ……

    ③那时河里热闹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眥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①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②上世纪70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三十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他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徘徊在地坛柏阴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特异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等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和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脸上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坚韧的、不屈的。

    ③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钢铁般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4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高大厂房里，由“铁迷”们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铁生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色披肩，与朋友握手交谈，并致辞感谢。会场上醒目的是，竖立的铁丝网罩上，用玫瑰花枝做别针，插满了黑纸留言片上洁白的祝福，以至远远望去，它已成为一堵垂直的花墙。

    ④高大的厂房下，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摇曳，热气腾腾。

    ⑤中央电视台的张越，主持了追思会。中国传媒大学鲁景超教授特地带领一班最好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的作品。铁生的至交们站起来向众人回忆：他有写作天赋、会针灸、能画画、善待人；“文革”禁书时期，他参与放风、偷书；腿残者的暗恋之苦，使他难于排遣；有时阴暗情绪袭来，恨天不公，怒把玻璃板砸碎……

    ⑥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脏器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人们闻讯，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欲把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挨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20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还攀上了人之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⑦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精彩。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配赞颂你如此洁净的灵魂，这般利他的情怀！我抱憾于、痛悔于自己文学语汇的寡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的形象。

    ⑧铁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远行的背影，像座大理石雕塑似的，一直清晰地挺立在我眼前……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有删节）

一天与一年

侯发山

    正月初六一大早，土豆和槐花便悄悄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是十分的透亮，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甜甜，槐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叫醒给她说一声？”土豆没接话茬，背上行李就走。槐花见状，不舍地看了甜甜一眼，转身跟了出去。

    等走出院门，槐花看着土豆的后背，一边走一边说：“甜甜都六岁了，懂事了，咋着也得给她说一声。”

    “她哭死哭活，走得了？”土豆头也没回，没好气地说。

    槐花不吭声了。也是，每年他们出门，甜甜都要死死缠着槐花的腿，哭得稀里哗啦。

    土豆说：“今年过年不回来，明年才回来。”

    槐花还是不吭声。

    土豆说：“一年时间太短……一来一回光车票就得三千多，如果不回来，省下车票不说，还能多挣几百。”

    土豆说得倒是实情，他们村里的福全，三年都没回来了。跟家里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去年福全的手机上了网，通过村长的微信给老爹老娘拜了年呢。村长说，当时老两口都激动得哭了。

    土豆和槐花走到村口，三轮车还没来。土豆随口问槐花：“东西都带齐了没？身份证也带了吗？”

    槐花闻听，摸了摸口袋，说了声 “糟了，身份证没带”，然后撒腿往家跑。

    “回来！”土豆叫道。

    槐花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土豆。

    “你瞧着行李。”土豆说罢，像头受惊的骡子，尥蹶子似的沿着来时的路跑走了。

    土豆跑到家，已是汗水淋漓，呼吸不匀。这时，老娘已经起床了，正在刷洗碗筷。老娘问道：“咋又回来了？”“身份证忘带了。”土豆说着，便翻箱子倒柜子地找开了。怕惊醒甜甜，也是消没声息的。

    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找到。土豆给槐花打手机，让她赶快滚回来。

    槐花回到家，直奔床头的箱子。

    土豆瞪了槐花一眼：“我都翻几遍了，影儿也没有。”

    “我记得回来就放那里了。”槐花小声说着，把手伸了回来，却又没地方放，一会儿拉衣袖，一会儿拽拽围巾。

    这时候，甜甜已经醒了，躺在被窝里瞪大眼睛，眼珠子滚过来滚过去。

    看到甜甜安静的样子，土豆想起什么似的，问甜甜：“身份证是不是你拿了？”他记得年三十回来那天收拾身份证的时候，甜甜曾经问过他，问身份证是干啥用的，他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坐车，不能出门。

    槐花忙过去把甜甜的被角掖了掖，抚摸着她的头发：“乖，好孩子不能说瞎话，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不吭声。

    土豆瞪着甜甜，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哇地哭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瞧你那样子，跟个门神似的，就不怕吓着孩子？！”老娘赶过来数落土豆。

    “好女儿，不哭啊，不哭啊。”槐花哄着甜甜。

    “我们不打工，你吃啥喝啥啊？你不穿花衣裳啦？你不吃火腿肠啦？”土豆的声音明显低下来。

    “我不穿花衣裳，我不吃火腿肠……我不想让你们打工。”甜甜哭得更厉害了。

    显然，甜甜把身份证藏起来了。

    老娘也过来劝甜甜：“甜甜，你不是想上学吗？你爸你妈不出去打工，你就上不了学，你就背不上新书包……”

    嗨，你别说，奶奶的话就是管用，甜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

    “两……一年时间。乖，听话。”槐花看了土豆一眼，边说边给甜甜擦眼泪。

    “一年时间有多长啊？”土豆盯着槐花的脸，好像那上面有好看的花似的。

    “不长……你看，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长，多快？”土豆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比划。

    甜甜看了槐花一眼。槐花点了点头。甜甜这才从枕头下摸出两张身份证。

    等到土豆和槐花风风火火地坐三轮到镇上，然后搭乘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不料想，外出的人太多，接连几天的票都没有了。真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两个人只好失望而归。晚上八点回到家，甜甜见到他们，跑步迎上前去：“爸爸，妈妈，不是说一年吗？咋现在才回来？我都数了好几年了……”

    话没说完，甜甜眼里的泪已经流了出来。

（选自《天池》2016年4期，有改动）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是“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莱，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