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土地

黄安详 

　　①提及苏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象竟是那么的遥远。 

　　②贬居黄州的次年（1081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劳作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朴实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芜的土地！ 

　　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近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当是其中的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象那双拿惯了纸笔的双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作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诗人正准备薅锄杂草。“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诗人正释耒长叹，由衷感慨耕作之不易。 

　　④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以填饱他“不合时宜”的肚皮），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东坡》一诗是这样写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地，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⑤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较之于豁达放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由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和更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毁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上消融殆尽。此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⑥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⑦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岳麓之于朱熹、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一起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先下手为强

（美）希区柯克

    华伦先生吻吻太太，说了声“早晨好”，再从太太的胖手里接过一杯咖啡，然后在报纸后面坐下来，假装看报。其实，他正在盘算如何把她干掉。

    他们已经结婚两年了，不错，这个老女人很有钱。可是，凯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亲爱的，我们阳台的正下面，开了一朵玫瑰花。”华伦太太走进来说，“这太有意思了，对吗？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小花园。今天晚上之前，它会开花的。我们结婚两周年的舞会上，我要把它摘下来戴在头上。”

    就在那一刻，华伦先生脑子一闪，想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晚上，他要带着她，走到阳台边上，叫她指给他看那朵玫瑰花。然后，一抬，一推……他可以想象阳台下面，阳伞和桌子中间，有一团不成形的东西。他还可以听到自己痛苦地低语：“她为了看那朵玫瑰花，身子一定是探出去太多了。”

    当然，他会继承她所有的金钱，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不过，谁也不会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没有过硬的证据，就没关系，他不在乎人家怎么想，凯琳住在一栋廉价的房子里。身边这个老女人对他是够大方的，经常送他礼物。为他付账。但是，对他的零用钱却扣得很紧，使他无法在凯琳身上多花钱。凯琳中午十一点钟等他，他必须找个借口，比如理发或者买衬衫等等类似这样的理由溜出去。华伦太太对他说，他整个上午都是他的，可以自由安排。她没有说中午是不是回家吃饭，因为她答应到迪奥旅馆，然后去上舞蹈课。

    “你和你的舞蹈课！”华伦先生说，开玩笑地拍拍她，“我想你是爱上那个叫毕克的舞蹈教师了，你总是和他跳舞。”“噢，亲爱的，我以前总是和你一个人跳，可是，结婚后，你似乎放弃跳舞了。”

    “还记得在乔治家的那个晚上，我们一起跳《蓝色多瑙河》的情景吗？”

    和她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回忆一下过去，让她高兴高兴。

    “那天晚上，你不肯接受小费。你说，不愿意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爱情。所以，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只金表送给你，作为补偿——你还记得吗？”

    他们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 然后分手，各干各的去了。

    华伦先生趴在一张椅子上，向他的情人凯琳说出他的计划，凯琳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她有些激动，恨不得马上就和华伦过上富足的生活。

    与此同时，华伦太太正在舞蹈老师毕克的怀里，笨拙地扭着舞步，嘴里还哼着调子，毕克凑近华伦太太的耳边，说：“可爱的小女孩，昨晚我没有接受你慷慨的馈赠，你没有生气吧？我只是不想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华伦太太一点也不难过，她带来一只白金手表来补偿他拒收的小费。

    华伦先生回家时，带着一只二手的钻石发夹，准备送给太太，花那么多钱买礼物是有点浪费，但是，事成之后，他可以随时把它转送给凯琳。绝对没有人会怀疑，一位刚刚买钻石发夹送给太太做结婚周年礼物的人，会是谋害太太的凶手。

    看到礼物，太太显得非常高兴 ， 现在需要的是把一朵玫瑰插到头发上面，然后，她就准备和丈夫一起下楼吃晚饭。

    华伦先生觉得，真正的谋杀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他们一起来到阳台，探身向下望去。

    一举，一推……一声惊恐的哭叫。下面，一群人从阳伞下跑向那个摔成一团的人。出人命啦！快叫救护车，报警，找一块桌面盖一下……

    警察冲进旅馆套房，不错，沙发上坐着紧握双手、头发凌乱、猫哭耗子的人。那个人痛哭流涕地向警方讲述那可怕的故事：

    “他一定是为了看那朵玫瑰花，身子探出去太多了。”华伦太太说道。

（选自2015年第12期《经典美文·文苑》）

无名书店

傅月庵

    旧书店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很懂书的，一种是不太懂书的；前者少，后者多。不太懂书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售价五折的，一种是售价五折之外的；前者多，后者少。无名书店属于后者。它没有店名，没有店招，只有一个白色亚克力带滚轮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低价书”三个大字，以及“平均约三点三折”的一行小字。每天下午两点之后，老板把它咕噜咕噜推到巷口摆着，路过罗斯福路台湾大学对面汤圆店、吉野家速食店旁的人，都可见到。

    无名书店是台北市少有独栋独户的旧书店，店门口有块空地，还有棵盎然蔽天的大榕树，夏天时绿荫满地，清风习习，理论上景致不差，可惜大树旁一个防火浴缸跟破馊水桶坏了风水，地上许多污渍，因此永远清除不掉，斑斑难数。但无论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公馆商圈，有此三四坪的空地，还是奇迹，可称福地。因为是福地，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警察纷出巡逻时，无路可躲的流动摊贩们，很有默契地都会涌入此港避风。下班时间顺路闲逛，十有七次，那位忠厚的少年老板很可能正拿着一个便当边吃边跟“难民”聊天。

    少年老板接掌此店不久，大约仅是两年前的事吧。更早的时候，是老板的父亲在经营：“门虽设而常关”，“书虽有而凌乱”，一叠又一叠的新旧中洋文书籍堆得满地都是，从来不整理。店内还有个小房间，更是连叠都不叠，大小书籍随意拋得齐腰高，每次看到总会心动忖思：底下应当有宝！但无论如何，也只敢窥望而不敢进去一游，原因是害怕如同电影中的雨林、沼泽、流沙阵一样，一个不小心，身陷其中，竟将慢慢灭顶……

    老老板其实不老，是个精壮汉子，皮肤黝黑，一口白牙，终年背心短裤，经寒耐暑，非常有性格。他卖书从来不啰嗦，随心情好坏，最贵也就是五折，更多时候，四折三折都敢卖，尤其“汉声精选绘本”，还有低得不像话的“泄愤价”，因为他最痛恨不能分售的儿童套书！有一回跟他闲聊起来，才晓得以往他是专卖进口画册，摄影、建筑、戏剧、旅游、美术……无所不包，在台北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输“棠雍”、“雅典”等大角色。谁知后来一场水灾，把存书淹去大半，心灰意冷之下，才卖起旧书来的，这也就是店内为何那么多精装画册的由来。

    无名书店地段虽好，老老板的性格经营方式，虽然有趣，却注定人气萧索：这世界上，甘心在霉味四溢、灰尘四起的仄屋里挥汗如雨翻披旧书拼凑上下册者，毕竟不多。这种“卖与识者”的“看天田”景象，一直到了两年前，才总算有了改变。

    少年老板原来是职业军人，据说干到连长退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再到店里时，书是人非事事不同。精壮汉子换成白面书生，让人担心的“流沙房”，清出四面书架，整个店面虽然称不上整齐清洁、本本归定位，但也总算有模有样，空气流通，光线还不错了。第一次跟少年老板买书，是一本1943年上海开明版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老板，这本多少？”我心想这书只怕不便宜。“喔，这是古董书，按厚度跟大小卖的，50元，这样可以吗？”清晰的声音透着一丝腼腆，我则当场傻眼，这种估价方式，这种征询态度，逛了二十几年旧书店，难道我终于逛到“君子国”了吗？后来我才发现，新人新气象，如今书价一律三折，旧版书跟英文书架上则贴有“依厚度及大小计算”的纸条，果然虎父无犬子，照样有趣！

    少年老板的有趣，除了每一笔生意，他都会翻到版权页向顾客说明：“我们这里是按定价的三折计算，这本定价是多少多少，所以是卖多少多少。这样可以吗？”不管生熟，买一次，说一次，绝不偷懒。同时为了怕人找不到老板，他还在左胸口别了个识别证，上面写着“低价书”，所以不写“老板”，我相信，一定是害羞的缘故！

    老实说，无名书店的存书不多，归类得也不算好，糟糟乱乱的，我却很爱去逛，一来是两位老板都很有趣，无论碰到谁，聊上几句，顿觉人间存古意，值得活下去。二来因为书价实在太便宜，来逛的人随手都会带个一两本，许多书，根本还在骑楼里整理，就被卖光了。

    人生贵自适，买书未必为了书，读书也未必为了知。买书卖书，藏书散书，论到底，也不过就是浮生梦尘之一耳，新旧良窳无论，千卷买进终复去，或许，来去之间的“那一点意思”才是更值得挂念宝贵的吧！

（选自《买书琐记》，有删节）

母亲的列巴

陈晓雷

    ①去年，我在影友博客中，首次见到了历经沧桑的鄂温克老额尼（鄂温克语，母亲）玛丽娅·索，她那亚欧人种相互融通的面部轮廊，一下便吸引了我。这绛棕色脸上的皱纹让我惊奇，它们或横于额头，或环绕双眼，或聚拢唇边，都让我想到莽莽大兴安岭的土地山川，高低起伏、深浅不一。她的这张脸，宛如深秋原野，山路弯曲幽远，恰似秋日田地，犁痕鲜明醒目，这上面记录着岁月人生，举证着真诚、美丽。

    ②玛丽娅·索面对影友的镜头，很不适应，表情不放松，无法进入自然状态。

    ③影友们的热情围着她，并没感染她，她我行我素地坐着，眼睛不看那些对自己乱叫的机器，也不逢迎那些对自己不停闪光的镜头。她小声嘀咕着谁也不懂的鄂温克语，从语气里能感受到，她对鼓捣相机的这些人有点不理解，她不知他们在面前慌乱拍自己的目的，他们在面前拥挤、忙碌着，让她无法实施早已准备好的待客之礼。

    ④索额尼想，他们没时间坐下来喝驯鹿奶熬的奶茶，没时间坐下来喝杯酒，总该尝尝自己烤制的列巴呀！

    ⑤木桌上圆圆的、厚实的列巴，害羞、渴望地看着这些端着相机的年轻人。

    ⑥老人默想：他们一定担心我在这儿坐不了几分钟就得躺下，他们认为我老了，是在抢拍我呢！我不是干树叶，风一吹就没了，别看我九十二了，身子骨像山上的黑柞树，粗壮、结实着呢。

    ⑦索额尼很想对他们说：要现在走路上山找驯鹿，你们都不一定能跟上我的步，还不知道谁担心谁呐？别总想着我不行，我就是在这儿坐半天也挺得住，别着急，慢慢干，才出细话嘛……年轻人，坐下歇会儿，先尝尝我的烤列巴吧，这可是用山里的站杆柴火烤的，这和城里人用电火烤的面包味道不同，不信你们尝尝，我的列巴有大岭独特的香味……

    ⑧一会儿，咱们唠熟识了，我自然会把我家驯鹿的那些事儿告诉你们……这么想着，额尼情绪松弛下来，脸色活泛起来，面肌恢复了祥和，虽仍没笑，却显出了平静和亲善。闪光灯不停地刺激她的眼睛，相机连连“咔嚓”她，此刻老额尼的“配合”有点变形、有点僵硬，表情像冬日的雪山，洁净、肃穆。

    ⑨玛丽娅·索真实动人的神态，被相机记录下来，这场景在我心里萦回了好些天，我为这位鄂温克母亲畅想着，我要来大兴安岭、要来根河、要来敖鲁古雅——我很想见见这位鄂温克族山林部落的最后一位女酋长，她是一片资源，是一座富山。

    ⑩2013年的夏日，我在千万只银蝴蝶的伴拥下，沿着林深谷静的运材路，走进了根河阿龙山镇一片泛着翠绿的丛林中，走进了索额尼的驯鹿牧放点。

    ⑪我宛如进入了仙境：林中飘浮着缕缕蓝烟——这是主人为驯鹿驱赶蚊虫特意点燃的，如梦如幻，林下的杜香草笑容绽放，花香阵阵袭来。那几十只大小不等的驯鹿神态安然，或站或卧、或悠然漫步，鹿鸣悠悠，鹿铃叮咚——塞里就是玛丽娅·索家族的领地，是老人和她那群驯鹿的乐园。

    ⑫看得出老额尼知道这群叫“作家”的外人要来看她，就让二女儿德克莎为她找出那件绿色镶金边、宽夹领的袍子穿上，头裹金色围巾，她还特意嘱咐女儿把自己烤好的列巴拿出来，对德克莎说：“我与人家照相，就顾不得招待客人，他们老远来挺累的，你可别忘了帮我给这些孩子切列巴吃。”

    ⑬其实，索额尼六天前就知道有十几个写字的人要来山里看自己，她就想，不能让这些远道来的孩子看完我就空着嘴返回家呀，老人想给他们弄点什么吃的呢？山里的野果子多，可惜满山遍野的杜柿还没长大变紫，雅格达队在山坡上能酸掉牙，高粮果躲在绿叶下还没红头，水葡萄板着脸还不会笑呢……这些野果子，到八月才熟呢！

    ⑭想来想去，索额尼就想到自己给客人做列巴这件事了，这是来自勒拿河畔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绝活儿，是索的额尼的额尼把它带到贝尔茨河森林中，再后来是自己的额尼，把它带到葛根高勒河畔的密林深处。这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是维系生命和爱情的吉祥鸟，哪里有森林，哪里就有驯鹿，哪里有斜仁柱，哪里就有鄂温克猎民的烤列巴。

    ⑮索十二岁就和额尼学会了烤列巴。未结婚前，她总是为上山打猎的爸爸提前三天烤列巴，不知不觉三五年的时间就在一个连着一个圆列巴的排列中过来了。直到有一天，阿爸边嚼着女儿的列巴，一边笑着说：“你烤的这么好吃的列巴，不能光让阿爸和额尼两个人吃吧？难道你感觉不到，给喜欢你的人烤列巴吃，该是多么幸福的事么……”

    ⑯当年十八岁的索，愣了一下神，会意到父亲说的幸福了，脸像炭火般红热。阿爸说：“你该嫁人了，你为他烤列巴，为他生孩子……”

    ⑰索沉浸在年轻的甜蜜里，她想，自己烤列巴这件事，总是与自己的人生大事连在一起。今年自己已经九十三了，还要接受这些写字人的“采访”（德克莎告诉自己说，就是配合照相，向他们讲讲家族和驯鹿的故事），老人就想，他们听得懂鄂温克语么？他们能上山看我们的驯鹿么？她自问自答着：这两件事，这些写字的人都弄不了，他们既然来我的斜仁柱里，就让他们尝尝我烤的列巴，这是件实实在在的事啊！

    ⑱索额尼想着，抬头见天幕微蓝、星辰已稀，听到林鸟啼鸣，知道山岭快睡醒了。她起身走到林下一堆干木垛旁，操起一把扁斧，开始劈干柴。宁静的山野被唤醒了，天大亮的时候，被她劈好的干柴堆成了一座小山，当太阳温柔的脸在山后刚露红，她就去河边打来一桶水，开始动手和面发面。

    ⑲第二天中午，索额尼坐在木墩上，在几块砖搭成的简易炉灶上，为将到来的客人烤起了列巴。干柴火势很旺，红艳的火苗在灶缝儿和铁锅四周舞动着，映得索额尼的脸红彤彤的，两鬓和鼻翼上的汗珠，闪闪烁烁，与炉火相映，鄂温克老母亲的脸上一片深情……

    ⑳大兴安岭的炊烟，使鹿部落的真情，浓缩成一个个圆圆的列巴。这鄂温克列巴的香味儿像夏日的阳光，风送遍野，群山弥漫，萦回于天地间。

    ㉑六月末的天，芍药花、百合花、金针花、蓝尾鸢都开了，大岭变成了花海，白芍药像连成片的浪花，百合像无数航行的红帆，山野里萦回着盛夏的芬芳。

    ㉒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这天山间草丛中的银蝴蝶、绿蝴蝶知道索额尼的驯鹿点要来客人了，就成群结队地飞来。连聚在这片松林中的驯鹿们都感到惊奇，它们看到自己老主人的身前身后银光闪闪，疑惑夏日哪里飘来的雪花……

    ㉓这天，索额尼笑了，她看到这些作家们在和自己合影间歇的时候，都在大口嚼着自己为他们烤的列巴，她看到他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可他们的吃相个个都像孩子……

（节选自《北京文学》2017年第2期）

姑妈的书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辞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四处打量着，手里是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台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订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的故事、小红帽的故事，还有一个士兵的故事。这几本书薄薄的，也就五六页的样子。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打败瑞典人》，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乔迁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订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订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就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说，“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整个这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里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怒吼道，“老婆！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个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什么米哈伊尔的写的，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带着圆圈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