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瀑布云

陈世旭

    昨天中午，院长老廖突然接到从青海来的电话，说地质学家彭工当天下午到达山下的火车站，请他接站。老廖一下懵了头。疗养院的车送疗养员去了山下的风景点，傍晚才回来。留在家里的一辆备用小车，被韦局长要去了。韦局长所在的那个省的科技局在疗养院基建的时候给过许多支持，他不好意思让人家觉得怠慢。

    彭工，老廖没有见过，却很熟悉，有关他的报道，老廖读过很多：50年代他从国外回来，接着就去了柴达木，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十年，大半时光都在终生不见绿色的盐湖度过。50岁刚出头就牙齿掉光，发顶早谢。中科院在庐山建了这个疗养院之后，不知动员过他多少次来疗养，他都谢绝了。这次，他被强行要求来疗养。人们希望，借助这里经由大量针叶林的尖端放电产生的大单位的负氧离子，使他得到一次充分的休养生息。

    老廖向其他单位借车，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结果毫无希望。正当旅游旺季，哪个单位的车也不会闲着。只有请山下风景点转告，让韦局长坐的那辆小车去接彭工。结果韦局长很不高兴，他不相信这么大个庐山就挤不出一辆车。他把住车门，理论了好半天，等司机急急忙忙把小车开到火车站，最后一批旅客已经走出车站广场。司机只好一路缓缓留意着，把车开回来。

    彭工的去向只有几种可能：要么误了车或者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要么被山下什么单位接走，要么自己上了旅游车……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来个电话。

老廖整夜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枫旁，等这个也许会来的电话。

    下面有人喊他，喊声很急。莫非是彭工到了？他猛地站起，推开窗户：

    “什么事？”

    “餐厅里吵起来了。”

    韦局长昨天回来开始腹泻，上了两趟医疗室才勉强止住。早上一进餐厅，他就找食堂管理员。

    “你自己看看你们做的饭菜！”

    韦局长狂轰滥炸一番，管理员默不作声。

    “哪个，哪个说我有问题？”

    忽然一声大喊，食堂大厨挤进来，手紧紧抓着一支擀面杖。

    “你再说一遍，我有什么问题？”

    韦局长后退了一步：“我没有说你，我说的是饭菜。”

    “饭菜都是我做的。我吃了，拉的屎你嚼都嚼不烂。你拉肚子，关我屁事！”

    “送我走！”韦局长对刚下来的老廖说。

    “好吧，我送你。”

    “我看彭工不来倒是对了。何苦来受罪呢……”

    韦局长没完没了。

    “停车！”

    老廖突然喊。

    车子怪叫一声刹住了。

    老廖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秃顶，两腮下塌，在庐山早晨一尘不染的阳光下，沿着枯岭街心公园的小道，向园门外缓缓走来。

    老廖直直地盯着这个离车窗越来越近的人。

    不错，是他，是彭工，是那个照片一再在报纸上登过的地质学家。

    老廖推开车门，跳出去——

    “请问，您是彭工？”

    “是啊，您是？”

    “我是疗养院的。我们昨天中午接到你要来的电话，可把我们找苦了。”

    ①老廖的两条腿微微发抖。

    “哎——呀，”彭工声音喑哑，“抱歉，抱歉！我该主动跟你们联系的。”

    “您来了就好。”

    ②老廖的声音有些哽烟了。

    “我昨天就上山了，坐旅游车上来的。天快黑了，我想你们都该下班了，不好去麻烦你们。”

    “您在哪里过夜的呢？”

    “那里。”

    彭工回过头，指了指街心公园的草地。草地上，还有一些从山下带着席子和毯子来的露宿者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男女。

    “这里真绿，绿得醉人。不像我们那里，坐车跑几天也看不到一点绿色，有时候忽然发现一棵小草，全车的人都要下车来，围着看个半天。”

    彭工仰起清瘦枯槁的脸，陶醉地眯着眼睛，两边塌陷的腮帮子翕动着。

    “我昨天睡得真好。”

    “彭工……”

   ③老廖的泪水夺眶而出。

    “苦了您了！”

    “苦？怎么会苦？我喜欢露营，在戈壁滩露营惯了。这里枕的、垫的是这么厚的绿草，享受得很，简直就是奢侈了。”

    彭工像儿童一样笑着。

    老廖一把从彭工手上拿过行李箱，走回车子，拉开后车门，对里面的韦局长说：“跟您打个商量，请您下车等一等，我把彭工送回疗养院，再来送您下山，行吗？”

    车子里没有回答。

    前面，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雪一样洁白耀眼的庐山瀑布云，正从日照峰那一面翻越过来，波涛汹涌，漫无边际，滚滚而下，淹没了牯岭所有的峰峦、峡谷、树林、溪流、屋舍与楼亭。

聂耽

聂鑫森

    聂耽的这个名字很特别，繁写的“聂”字是三个“耳”，加上“耽”字的一个“耳”，共有四只耳朵。当年写《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聂耳，姓名中也是四只耳朵。

    聂耽的耳朵大而长，读小学和初中时，伙伴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大耳朵”。他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巷中人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大赛，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中央电视台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郭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

    欢呼之余，大家也有了愧意，几十年来对聂耽了解得太少了。这个功夫聂耽是怎么练出来的？

    聂耽耳朵虽大，却无先天的特异功能，是后天练出来的。练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上班没活干时，工友们都坐在值班室里等候，聂耽却提一把小凳子坐在车间一角，闭着眼静听喧闹的机声，身子可以一两个小时纹丝不动，扇动的只是他的耳郭；其二，是他家的小院里，花树之间立着几个木架子，木架上挂着长短、大小、厚薄不同的铁片、钢条、铜圈，有的还故意凿出裂纹，一一编上号，聂耽闭着眼坐在台阶上，让家人轻重缓急地敲击它们，他边听声音边叫出编号的位置，或者干脆只听风声、雨声击打金属的声音，听开花、落叶、虫鸣的声音。

    业余爱好，除听声音之外，便是读各种专业技术书籍和文史方面的闲书，闲书中最钟情的是《淮南子》、《山海经》、《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幽梦影》之类。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呜、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慕名而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

    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郭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鸣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大师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正坐在画室的大画案前用紫砂壶啜着茶，目光却移动在一张铺好的四尺宣纸上，于下笔之前，构思着一幅《深山行旅图》。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过了好一阵，门铃再一次响起，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

    黄云山重重地放下紫砂壶，他急急地走出画室，穿过客厅，猛一下把门打开了。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汉子，风尘仆仆，右手提着一个旅行袋，左手拿着一幅折叠着的没有装裱的画。

    黄云山问：“你找谁?”

    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您是笔樵先生吧?”

    黄云山很意外，来人居然知道他名字，便点了点头。

    “笔樵先生，我叫秋小峦，是一个乡村教师。我从外省一个偏远小县来到北京，只是为了了却父亲秋溪谷的一个心愿。他也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在业余画了一辈子的山水画，对您又极为倾服。不久前因病辞世时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携画去京请笔樵先生法眼一鉴，看此生努力可否白费，回来后在坟前转告我，我也就可以闭目于九泉之下了。’”

    秋小峦说得极快，为的是怕耽误黄云山的时间。黄云山有些犹豫，像这样上门求教求画求鉴定的人太多了。他年事已高，实在是没有精力应付了。

    “笔樵先生，十九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父亲行将退休，县教育局组织老教师进京参观。他多方打听到您的地址并找到这里来拜访，恰好您外出讲学，便留下一封信交给了尊夫人。”

    黄云山“呵”了一声，似乎有点印象，又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把一只手习惯地扶住门框，依旧没有请客人进屋的意思。

    “您放心，我不进您的家，只想耽误先生几分钟，请您看一看这张画，我也就可以向死去的父亲作个交代了。”

    秋小峦的眼圈红了，眼角有泪光闪烁。

    “好吧。”黄云山为秋小峦的孝心所感动，脸上有了笑意。

    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缓缓地打开，是一幅用积墨法画出的《楚山春寒图》，苍苍茫茫，云烟满纸，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却能做到不板、不结、不死；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树、石的层次，称得上是大气磅礴，浑厚华滋。

    黄云山激动起来，大声说：“恕老朽怠慢，请进!”

    他们一起走进画室。

    黄云山问：“除了此画，还有吗?”

    “旅行袋里还有二十余幅，其他的都在家里。”

    “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

    黄云山净了手，又擦拭干净，忙给秋小峦沏上一杯茶，再寻出一个铜香炉，插上一根点着的檀香。

    满室芬芳。

    黄云山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然后长叹一声，说：“能得积墨妙处的有明末清初的龚贤，现代画家中，就要数黄宾虹和你父亲了。可惜这两位也都先后过世，悲哉!悲哉!从你父亲的用纸上，可看出他生前生活的窘困，而从画面上又看出他的豁达乐观和淡泊名利，我辈惭愧!”

    他们坐下来亲切地交谈。黄云山问的很细，诸如秋溪谷的身世、师承、生活、读书……秋小峦虔诚地一一回答。

    黄云山说：“你一定要进京来为你父亲办一个遗作展，他是一个进入美术史的人物，是真正的大师。我给你写几封引荐信，让我的老友们开开眼，别高踞北京以为天下无人。费用、场地、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安排，不用你操心。”

    然后，他站起来，向秋小峦鞠了一躬，说：“一是谢谢你的孝心，为了尊父的嘱托，不远千里而来；二是请你原谅我的失礼，差点与一位大师的作品失之交臂。”

    秋小峦忍不住大声恸哭起来。

    看看壁上的挂钟，十一点了。秋小峦慌忙站起来，揩干泪，说：“笔樵先生，我该走了!”

    “不忙，在此午餐!”

    两个月后，“秋溪谷先生遗作展”在北京的美术馆举行，观者如堵，好评如潮。在众多记者和名流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黄云山真诚地对秋小峦说：“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以便时时展读，与他倾心交谈!”

    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来。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肉体生命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所以，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来源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有删改）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