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关心的是群体生存秩序问题。群体生存秩序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即所谓的“人伦”或广义的“伦理”，其实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套制度规范，儒家称之为“礼”。一部《周礼》，其实就是一整套社会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就是“礼学”。

    对于儒家的“礼”，社会上甚至儒学界内部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误区，这导致当前儒学复兴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往往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评判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人的行为方式。这是由于人们未能明白，在周孔孟荀的原典儒学中，作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礼”既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又有特殊性和变动性。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需要一套“礼”，就此而论，“礼”是普遍的、永恒的。孔子指出：“无礼则乱。”荀子讲得更为具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即克制个体的情欲、而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及其制度。“不学礼，无以立”，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必定为这个群体所不容。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礼”，那还是偏颇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需要不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就意味着“礼”具有特殊性和变动性。《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有所不同；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删减的。确实，中国社会的制度规范经过三个最大的历史形态﹣﹣宗族王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家族皇权社会的制度规范、个体民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在这些大的社会形态中，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局部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本质上是“革命”的。孔子的这个思想概括为“礼有损益”。对于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体系、即“礼”的系统来说，所谓“损”就是去掉一些旧的内容，所谓“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结果就是一个新的伦理政治体系。而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扰性和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得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

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大大发展了歌行体样式，丰富了诗歌内容，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朝是广为人知的诗歌天堂，“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由此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之高与垄断之势。唐诗知名作者有2000多人，保存在《全唐诗》中的诗作40000多首。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魔白居易等诗坛泰斗，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其脍炙人口的诗篇，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感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唐诗之所以繁荣，不外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唐诗的空前繁荣，主要是因为前代的广泛积累，为唐诗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诗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科举要考诗歌，经诗赋取士的制度，造成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

    最关键的一条是，唐代政治开明，在发展中解除了诸多束缚，这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提倡儒家、道家、释家并存，允许外来宗教在国内传播。这对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促进文学艺术的交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对存在的问题不避讳，人臣敢于进言，君主积极纳谏，诗人创作自由，反映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气度。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我们不难看到，唐诗题材广泛，其中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矛头指向贪官污吏甚至皇帝老爷的诗也占很大比例。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讽刺唐玄宗信神求仙，杜甫的《三吏》·《三别》揭露官吏的残暴和民间疾苦，白居易的《轻肥》抨击了官宦们的奢侈腐化。批评时政是唐诗的特色之一，比其艺术特色更加难能可贵。

    《容斋随笔》载，“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及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诚如作者洪迈所言，许多“讽谏诸章”，在唐朝诗人笔下“反复及言”，上面“不以为罪”，而“今人”、也包括很多古人皆“不敢尔也”。隋炀帝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明朝诗人高启因写《宫词》，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斩。李白、杜甫等如生在隋朝或明朝，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唐代的开放与自由，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的创作空间，唐诗才能跃居文学之巅，成为诗歌之最。唐朝的强大催生了唐诗的繁荣，唐诗的繁荣折射了唐朝的伟大。带刺的唐诗不仅没有为唐朝抹黑，反而为唐朝的政治开明作了最好的注脚。

    带刺的唐诗告诉我们，强大的国家不惧怕批评，害怕批评的国家难以强大。批评不是洪水猛兽，谄媚的赞歌才是。

（摘编自许家祥《唐诗何以繁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选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3年第l期，有删改)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介打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生产、传播和评价过程，进一步改变了写作、评论和阅读的经典形态，文艺活动全面打破精英话语垄断。从网络文学作品批评现状来看，批评主体实际上由职业批评家、网站编辑和独立评论人三部分构成。同时，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重建也离不开技术更新的作用，基于大数据的技术筛配和人工智能辅助的评价模式势必将发展成为网络文艺批评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

    职业批评家接受的是传统经典文学鉴赏和评价的正统学术训练，在网络文艺诞生之初即对其持有雅俗之辨的先验偏见。新世纪以来，尽管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开始转向网络文艺评论，却也难免精英化的批评立场。学院派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的学理探讨，在长期浸淫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与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着龃龉寡合的先天窒碍。此外，职业批评家也包括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辑，尽管这一群体普遍认可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并推出了包括兼收并取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专刊等一系列举措，却收效甚微。他们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做出调整来应对网络文学批评阵地缩水的挑战。

    网站编辑是网络文学批评流程之中最为前端的把关人。文学网站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发布和流播的第一渠道，专职的网站编辑负有对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核、建议修改以及筛选推荐等职责。其在角色上类似于传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但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与后者大相径庭。在网络文学通行的审查制度规约之下，网站编辑的筛查重点在于剔除触犯法律或道德底线的作品，并且时刻以大众读者这一服务对象为优先，对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容褒贬则在其次，把关作品的专业素养也难与出版编辑同日而语。

    独立评论人的出现受网络文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受惠于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文学批评的发声平台和渠道更为多元，以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主要阵地的独立评论人不断崭露头角，激活了互联网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但是，独立评论人受点击率、转发率乃至植入广告等经济利益驱动不在少数，或为迎合读者发表低级趣味及媚俗内容，其评论亦多蜻蜓点水，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容易导致扁平化的评论倾向，甚至是流于炒作和恶性竞争，遑论对网络文学创作起到积极引导的推动影响。

    媒介技术更新了作者和评论者的联结方式，并深刻介入到网络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网络作品现存的规模和发展的趋势来看，纯粹依赖人工的文学批评已是难以为继。以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为例，单部作品字数超过千万的完结小说已有近10部，字数超过500万的完结小说则多达150部，且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借助智能检索和数据匹配等技术手段是大势所趋。同时，警惕以纯粹技术为尺度对文学作品的拣选以及技术带来的人文科学异化问题，优化作品评价机制，提升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公信力，是下一阶段网络文学批评机制构建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史霄鸿《新媒体书评人与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有效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