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的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看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门神俱乐部

殷罗毕

    在距今2500年左右（也就是史称战国的时候）的一本杂书里有如下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这本著名的杂书是《山海经》。

    在书里，神荼、郁垒还只是四个黑魑魃的汉字，但很快，神荼和郁垒就大变活人来到了国人们的门前。汉代，在除夕欢乐喜庆的日子，为防止鬼魅入室作祟。危害家人，人们便开始削刻桃木，削刻出两个人像，立在门的两边。这两个人形桃木像就是上门服务的神荼、郁垒，被称为桃符。为何古人单单选择了桃木为辟邪震鬼之物呢？在一本叫作《典术》的较为严肃的杂书里说：“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气恶，故能压伐邪气，制百鬼。”在这里我们触到了国人很实在的一面，他们的想法相当简单，人闻着难受的气味，那么鬼也一定同样难以消受而却步。为什么古人们会相信那两块桃木就能是两位远在沧海之中镇守鬼门的神人呢?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山海经》中神话的空间性，神灵的活动都是与我们凡人同在一个地理平台上水平展开的，神、人活动混杂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神话不同。因此，神人尽管遥远，但和我们一个世界，如果他们愿意来，他们就肯定能来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由于以木雕人太费事，人们便用削制好的桃板一左一右钉在门上，上面分别画上神荼、郁垒的神像，或者干脆削一块桃木钉在门上，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这块桃木称作“仙木”、“桃符”。再到后来就连找块桃木的麻烦都被我们精明节俭的祖先给省略了，他们直接拿来两张大红纸片，把两位大神画将上去。然后一左一右贴在门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门神。当然，这是到了宋代之后的事情了。

    自神荼、郁垒开门神先河，中国的门神队伍便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了门神。唐太宗李世民夜寐难安，疾病缠身，秦琼、尉迟恭两位武将便站到了太宗的寝殿门两边，太宗的病好了。为了让爱将脱身休息，唐太宗便命令画工描绘了两位武将的肖像在纸上，一左一右贴在寝殿门上。这两位杀人如麻的大英雄也成为了民间喜闻乐见、信得过、有威力的门神。后来的唐明皇也生了病，一个多月都没好。梦见一个大鬼捉住偷窃的小鬼，大鬼说：“臣是钟馗，殿试没有被录取，誓为陛下除去天下妖孽。”皇帝从梦中醒来，病随即好了，于是召名画师吴道子，要他按梦中所见，将钟馗画出来。从此，就有了挂钟馗像的习俗。

    之后，门神队伍就大肆泛滥，有赵云、马超、孙膑、庞涓、萧何、韩信、燃灯道人……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制地蔓延下去。现在到周围各户人家的门上去看看，于是看到了我们当下众多门神：老天王刘德华、小天王周杰伦、大熊猫、小熊猫、大头娃娃……事实上他们都和千百年来的神荼、郁垒具有相同的功能。中国的神灵和百姓混居，不单单是在名单上，还在门上。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针对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位子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

（节选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间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

大飞机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

大家可曾知道：ARJ21飞机研制成功丝毫离不开尺寸大小不足4毫米甚至更小的小小丸粒，ARI21飞机超临界机翼壁板复杂气动外型面研制成功更离不开这些小小的丸粒。

    毫不夸张地讲，小小丸粒成就了ARJ21飞机，小小丸粒成就了中国民机产业。

    丸粒虽小，效果神奇。可用于清理铸件吹砂、镜件除氧化皮、钢铁制品除锈以及表面修饰等，用于清理飞机油漆涂层等。

    喷丸成形由喷丸强化发展而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喷丸成形技术被首次应用于 Constel-lation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

    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简称“制造所”），是国内唯一从事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

    万事开头难，技术资料的极其匱乏，使当时开展喷丸成形技术研究困难重重。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制造所基本掌握了针对直纹翼型机翼整体壁板以喷丸成形为主的、以机械校形和榔头敲击为辅的喷丸成形エ艺，建立了飞机壁板喷丸成形技术标准，编写完成相关エ程手册，基本构建完成喷丸成形技术体系及其配套设备。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制造所精心选型并引进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掌握了机翼6米级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使国内喷丸成形技术跨入数控时代。同期，制造所自主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相关工艺和设备研究成果分别荣获部级科技成果奖。同时，制造所重点开发预应力喷（拋）喷丸成形技术，在国内首次探索研究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最终形成具有珍贵价值的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思想。此外，AE100飞机开创了国内超临界机翼及其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研究新纪元。

    与过去直纹或以直纹为主的机翼整体壁板沿等百分线逐窄条喷丸成形截然不同，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没有等百分线而且外型不但孩向弯曲且展向弯折并扭转，其喷丸成形国难之大无异于老虎吃天。最终，制造所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攻克了ARJ21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的国家。

至此，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喷丸成形，国产飞机6万～9万飞行小时寿命不再是奢望。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国内民机研制、生产及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国内民机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制造所针对筋高创造国际纪录的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了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难题，为国产大飞机研制英定了坚实可靠的技术基础。

    未来，一个前途无限的中国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航空エ业，一个强盛的航空工业将为喷丸成形技术提供广岡而美好的发展空间，小小丸粒将继续创造一个又ー个神奇。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人民日报》2019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