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节”，形成于战国时期，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古人都会通过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来庆祝重阳。这一传统中国节，既有助于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也能够涵养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自信。

    时光易逝，传统不老。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民族节日以富有生命意蕴的节庆活动久久流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重阳佳节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也都会通过朗诵、武术、歌唱、舞蹈、戏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炎黄儿女领悟华夏传统节日的丰富人文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利用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引导和培育公众涵养传统美德，能够让其蕴含的孝思、爱意等思想和情感深入人心，不断滋润我们的道德精神之根，进而让传统美德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

    重阳节包含着和谐、友好、幸福等内涵，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现实载体。尊老敬老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美德，是永恒不变的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国家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敬老节”“老年节”，在这一天，各地敬老院会迎来众多志愿者，很多儿女也想方设法回家看望父母，使文明成果以一种更富参与性和共创性的方式久久流传。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也是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这种文化自信，堪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弘扬重阳文化，就是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在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在于我们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不忘本源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互联网+”时代，贴合互联网传播特点，为中国传统节日注入互联网元素，更能够聚合网络力量涵养文化自信，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扮靓筑梦中国的伟大征程。

（选自杨飞《以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有删改）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拓展人生的宽度

郑伟钦

    ①沈括《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草。芸，香草也。古人用芸草来保证藏书不被蠹虫蛀坏，还能留有幽幽清香，书香一词由此产生。古人如此藏书，体现了对书的珍爱。书是美好的东西，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

    ②那么，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让人知不足。

    ③知定力不足。三天不读书，自感面目狰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本。事务繁忙心情烦躁之际翻开经典，能从里面感受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信念。这一对比，更能发觉自己的渺小。现代生活忙忙碌碌、紧张劳累，这时候，书的精神食粮作用便得以体现。

    ④知才具不足。毛主席当年就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意识，要加强读书学习。习总书记也说：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人的成长、成熟、成才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应用期日趋缩短，更要求我们不断汲取新理念、新信息、新知识。

    ⑤读书无止境。勤于思考、善于解码，才能实现读得其所，学有所用。

    ⑥一贵在坚持，忌躁贵恒。一日无书，百事荒废。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读书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读书如锻炼，锻炼与不锻炼的人，隔一天看，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体和精神状态上就有了巨大差别。在坚持阅读中，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更多一点。

    ⑦二贵在系统，忌窄贵广，忌浅贵深。总有人说，读书到底应该注重量的积累还是深度的挖掘。在我看来，量的积累和深度挖掘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我们既需要把书读厚，又需要把书读薄，前者就是量的积累，后者就是深度挖掘。初读一本书，免不了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见到一种观点，以点带面地联想，发散思维。这时就需要从古今中外寻找答案，一本书满足不了我们的求知欲，一类观点说服不了我们内心的想法。那么，书读多了，也就读广了。另外，也要兼顾深入挖掘。曾经有人在某名校进修时，每周都被要求阅读一本哲学著作，但到周末则要把哲学论文缩写成薄薄的两页，这样，渐渐地，所读过的哲学思想和意识理念自然会在脑海里留下印象。这就是读薄，是直达事物的本质的过程。

    ⑧三贵在应用，忌虚贵实。要善于将书本中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实现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有所用。真正的阅读具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即反思与行动。读《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要求我们立身用权、廉洁奉公、求真务实，那么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不断反思工作中是否有失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激励我们落实改革举措，切实为人民服务。

    ⑨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拓展人生的宽度，提升人生的质量。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应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从中发现、挖掘和塑造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英雄形象，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顶层设计出发，努力填补现实英雄形象严重不足的短板，形成革命英雄、建设英雄、改革英雄、创新英雄等各类英雄形象百花齐放、相映生辉的当代英雄审美格局。

电影《战狼 2》采用宏大叙事，塑造了冷锋这样一个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当代典型英雄形象，堪称当代中国文艺英雄叙事中的标志性成就。首先，冷锋的英雄行为建立在专业精英主义与团队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一点不同于以往主要依靠某种崇高的意识形态信仰或桀骜不驯的另类性格而成就自我的英雄成长路径。其次，冷锋的英雄行为既符合普遍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人性逻辑，又彰显着鲜明的当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比如，他一身正气，但也会因捍卫真挚的战友情谊而失控伤人，犯下大错。最后，冷锋这一英雄性格是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如果没有冷锋这个典型性格，我们就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正义与善良、亲情与友情、爱情与仇恨、倔强与柔情的相映生辉；如果没有这个典型性格，我们也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大爱与小爱、大我与小我、大家与小家的矛盾冲突。正是如此逼真的人性再现，才让我们对英雄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强烈情感共鸣。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处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马立新、洪文静《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英雄形象》）

材料二：

典型人物固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某种共性、普遍性，但也要体现出具体的个性、特殊性。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个”即人物主体在典型性中显示的独特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体。黑格尔精辟地分析了《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人物形象，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典型形象的魅力，更多来自于独立自主生命个体的特殊经历、精神气质和个性品质。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其丰富多彩性，对读者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似曾相识而又有陌生感。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是各种属性兼具的整体。因此，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不能将典型人物理想化，赋予他们完美无缺的道德品质和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如果是这样，人物“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基于僵化的思维观念或单一的道德品质塑造而成的典型人物，缺乏个性特质，必然流于类型化。

个性化的鲜活描写，才能使笔下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写革命先驱李大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这位“共产主义者”个性化的复合特质：“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这样的形象外表看上去并不高大，但是贴近人物的实际，先驱者为革命而流血牺牲，更令人沉痛和景仰。

先进典型不是简单的象征符号，性格是人物塑造的关键。人民日报记者笔下的时代楷模黄大年，是一位纯粹的、有情怀的、赤胆忠心的科学家。在黄大年的身上，体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这是我国优秀科学家的共性。记者同时写出了典型人物的个性特质：黄大年放弃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返回祖国，带领团队开展攻关研究，“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典型是某一种先进类型的代表，又是个别的、完整的人物。记者不回避社会实践中的矛盾，不隐瞒人物的弱点乃至缺点，这样的报道更能引起人们共鸣。

（摘编自陈伟军《做好典型人物报道：以“人学”为立场，摒弃“高、大、全”叙事模式》）

材料三：

典型人物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是个性的，又是共性的；体现人性本色，又折射时代风貌。成功塑造典型的创作者，首先应是合格的时代书记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的一切，可以也必须在其社会关系中得到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新时代画卷里的中国人，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不但与革命战争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大不同，与改革开放早期相比，也有不小变化。典型人物是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塑造典型人物，必须洞悉社会发展趋向，剖析现实生活肌理。近年来，话剧《生命密码》、歌剧《呦呦鹿鸣》都塑造当代模范人物，但不同的行业特征，给予人物形象不同的艺术特质。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新人新事，前人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法，今天更是不够用了。不论是“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天使投资人”“程序员”，抑或“快递小哥”“电商小二”，都是文艺创作要书写的新人。而新人之“新”，不仅新在职业，更新在精神。典型人物是时代总体精神状况的艺术表征。新时代的创作者，脚下是一片孕育典型人物的丰厚土壤，应当静下心来、沉下身去，以万取一收之手段，捕时代精神之要义，以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塑造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胡一峰《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传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