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是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植物的附生现象

    附生现象是指两种生物虽紧密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没有营养物质交流的一种生命现象。一种植物借住在其他植物种类的生命体上，能自己吸收水分、制造养分，这种包住不包吃的现象，被称为附生，也叫做着生。

    附生植物最普遍的特点是附生在寄主植物水平的枝干上及枝干的分叉点上，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堆积尘土，有的低等植物甚至附生在叶片上。除了叶片附生的植物会对寄主的光照条件造成一定的影响外，附生植物一般不会对寄主造成损害。

    植物的附生现象是热带雨林的主要标志性特征之一，形成这种现象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一是环境的空气湿度大，二是寄主表面有一定的腐殖质存在。有机物的附生现象存在于植物间，尤其在热带与亚热带的森林中最为常见。附生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从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都有附生植物。据统计，全世界约有附生植物65科850属3万种。

    在热带雨林中，植物生长茂密，由于植物之间争夺阳光的竞争比较激烈，附生的植物就更容易获取来之不易的光源。附生植物在形态和生理上，已形成非常适应的特性，比如鸟巢蕨的形态似鸟巢状，可以截留尽量多的雨水以及枯落物、鸟粪等，海绵状的枯落物可储存水分，并提供营养物质。

    附生植物喜住高温多湿的地方，在热带雨林的原始森林里，高大乔木的湿漉漉的树干上几乎都被附生植物覆盖住。除了南北两极外，世界上各地几乎都能见到附生植物的踪迹，比如生长在墨西哥的空气风梨。

    众所周知，在植物界植物种类的分布具有梯度特征，从低纬度的赤道附近到高纬度的温带和两极，由于雨量和温度的逐渐降低，单位面积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具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附生植物也不例外。

    上面所说的热带附生现象，北方也会见到。且不要说南方森林常会见到植物之间的附生现象，就是我们生活的周围比如公园也会遇到这种现象。在北方森林，常见到的是地衣或苔藓类植物附生在树干上。但是木本植物之间的附生现象还不多见，偶尔也会发现。

    附生现象主要是指草木植物附在木本植物处，但是乔木附生在乔木植物上也会见到。比如桑科植物能够附生在其他植物上。附生现象是植物对大自然的一种进化适应。植物的生命力很强，其种子只要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能生根发芽。当种子被风吹起或被鸟类传播，偶然落在符合生存条件的活树或枯萎的树干上就成长为附生植物。

    在生态系统中附生植物具有多方面的生态功能，对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形成、维持及养分和水分的循环都有一定的作用，另外附生植物对环境变化还具有指示作用。人类活动会影响附生现象的存在。人类活动剧烈的地方，附生现象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庞朴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忧乐这两种精神，有时分别统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如西汉的雄浑与魏晋的清远。有时又常常分别代表着不同人士的神韵情采，如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飘逸。甚至同一个人，在一个时期里会意气风发，受“忧”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到另一个时期里又超然物外，本“乐”的精神为怀，“悠然见南山”。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地结合，便构成了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第一句“发愤忘食”是忧，第二句“乐以忘忧”是乐，第三句有从忘食忘忧而到达忘我的意思，便又无忧无乐可言，世界同一而无特定情感了。

    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称伯夷为“圣之清者”，因为他洁身自好；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因为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三人都不及孔子集三人之大成，成为“圣之时者”。所谓“时”，是进退、出处、远近、迟速，都能因其所宜而为之，这是统摄忧乐而又超越忧乐的境界。

    在庄子谈到人格类型时，我们也看到了任、清、和、时的影子。在《应帝王》篇中，有一位壶子，能显四种相，其一是“地文”，相当于孟子的“圣之清”；其次是“天壤”，相当于“圣之任”；再次是“太冲莫胜”，相当于“圣之和”；最后也是最高的相叫“未始出吾宗”，相当于“圣之时”。

    佛学有所谓四门诀——无门、有门、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与孟子的四圣、庄子的四相，完全是一个套路。这一切又都可以化约为忧和乐，归之于忧乐的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恰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选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美妙的羚羊峡谷

    ①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并不繁华的小镇，那里聚集了众多名声显赫的国家公园。而就在这个小镇东南不远处，有两段神秘的峡谷，当阳光照进幽深宁静的谷中，光与影的舞蹈便在这里释放魅力。这就是美妙的羚羊峡谷。

    ②羚羊峡谷属于狭缝谷，深入谷底会发现它如同一个美妙的艺术宫殿。谷壁看似轻柔，实则非常坚硬，岩石表面像被精心打磨，纹层顺着岩壁流淌，如同一万年前的波浪被定格在这峡谷中。阳光从峡谷顶部射入，幻化出奇幻的色彩。所以也有人说，羚羊峡谷是“被上帝抚摸过的地方”。

    ③羚羊峡谷分上、下两段，两段相隔的几公里之间都是平坦的沙漠。

    ④上峡谷只有180米长，谷底稍宽一些，但最宽的地方也不过5米。走进上峡谷好像进入了一个大自然的神殿。头顶上射下来的阳光让曲折的峡谷时而暗影朦胧，时而红光沐浴。一道道层峦叠嶂的优美弧线背后不时透出柔和的彩光，神秘莫测，吸引着无数探奇的游人。

    ⑤下峡谷是一条长800米，深约10米到20米的“地缝峡谷”。它像蛇一样蜿蜒在地下，宽的地方只有两三米，狭窄处难有下脚的地方。谷底很平坦。两侧光溜溜的砂岩壁上呈现出各种曲线的三维组合，水平的波纹和纵向的波浪形曲面相交，凹凸有致。构成羚羊峡谷的岩石是红色的砂岩，它之所以显示出鲜艳的红色或橘红色，是因为铁元素以氧化物的形式同沙子一同沉淀下来，充当了红色的染色剂。阳光从头顶上的天缝里倾泻下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灯束，缓缓地扫过地缝。红色的砂岩就在光影里呈现出柔和的各种暖色色阶，从橙黄到赤紫，像火焰在舞蹈，像丝绸在飘动，也像涟漪在变幻。砂岩地层与阳光共同创造了这奇妙的峡谷。

    ⑥羚羊峡谷主要由流水侵蚀形成。羚羊峡谷地处科罗拉多高原的中部，科罗拉多高原的降水多以集中的暴雨形式在夏季出现。暴雨造成的山洪水量大，水流急，常常沿地表的低洼缝隙急速流下。流水与其中裹挟的沙石块和树木一路撞击侵蚀河床，让它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逐渐变成了宽大的峡谷。

    ⑦科罗拉多河在日夜流淌，继续塑造着大峡谷。科罗拉多高原上数不清的季节性河流也无定时地冲过羚羊峡谷之类的狭缝谷，把它们不断地加深加宽。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再过几百万年，科罗拉多大峡谷将变得宽得望不到对岸，深得与海平面平齐。那么到那时 ， 如今的缝隙般的羚羊峡谷会不会被溪水开凿成新的大峡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