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互补的和合文化

    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别出心裁，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儒家好比是粮食店，是精神的加油站。人没有饭吃，活不成；没有精神食粮，同样也活不成。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道家好比是药店，当人遇到了精神困惑的时候，光吃粮食是不行的，还需要吃药，上药店。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去除我执和法执 ， 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佛教是一个精品店，它要化解人生中的烦恼，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使心灵得以净化。

    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人的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得到解决。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告诉人们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勘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的形成。

    ①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形成风气，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至明代达到顶峰。

    ②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③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代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④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⑤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宗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诳，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迹对劾而知也”。

    ⑥画家们对此事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发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

（摘编自吕友者《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

（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①电视剧《大军师马懿之军师联盟》因各种原因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调侃，《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片名像网游，时间线混乱，司马懿成了“妻管严”，和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大多围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边界问题上：是遵照历史多一点，还是创作者的想象多一点？当艺术想象与历史记载相悖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②不必追根溯源，以国内影视剧常拍常新的热门题材“三国”为例，该题材的影视剧中虽不乏优秀作品，但却往往背负着“不尊重历史”的罪名。其实，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小说积淀而成，本就是对历史的演义，其中诸多描述早已和《三国志》等正史记载相去甚远，是否遵照历史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③关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对此，郭沫若、吴晗等前辈也曾有过经典论述。郭沫若曾指出，历史剧的创作不能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历史作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权威，但历史剧创作又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是实事求似，毕竟，历史剧不是历史教科书。吴晗则指出，历史剧既要有历史根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到一些优秀的“三国”题材影视剧，或许正好证实了这个创作逻辑。

    ④再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例，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段描述：吕不韦看到质子子楚，称他奇货可居，认为子楚很有利用价值。如果从常识和逻辑来判断，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吕不韦是不是真说了这句话，但司马迁将此写入《史记》，非但不会影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更是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特质。

    ⑤以历史为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拒绝瞎编乱造。汉朝人吃红薯、唐朝人啃玉米这样的笑话，自然要尽力避免，但最要紧的是价值观不能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得以展现。历史细节上的小问题可以修改、弥补，但创作者秉持的观念，既要敬畏历史的真实，也不能缺少拥抱当今时代的胸怀。

    ⑥以历史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对于历史的撷取应是创造性的，拒绝瞎编乱造的同时，也不能束缚住创作的手脚。参照正史刻板地创作，只能沦为缺乏艺术趣味的枯燥“记录”。与其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不如探讨人物的性格是否饱满；与其纠结于正正史和野史的差别，不如关注剧情的推进是否符合逻辑。由此，方能抵达“诗比历史更真实”。

（选自肖家鑫《历史剧把握好“不虚”与“不拘”》，略有删节）

杜诗何以为“诗史”

    ①杜诗何以为“诗史”？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杜诗“善写时事”，具有“实录”的特点。这一解释对杜诗的理解过于简单。宋人胡宗愈认为杜诗详陈个体经历、抒发主体情志， 而读者却可以从诗人的“一人之诗”了解“一代之史”。这个看法显然更为注重诗人自我记述和主体表达对“诗史”的意义。问题是：个人化、主观性的“一人之诗”，何以能呈现公共化、客观性的“一代之史”？

    ②早期的诗论家，在讨论诗人的个体抒情与时代社会的联系时，往往从儒家诗教观“观风知政”的角度来认识。循此思路，即使是诗人最自然的饥寒之怨和温饱之乐，都具有知其政事之兴衰的意义。晚唐孟启《本事诗》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说认为，杜诗之为诗史既源于对大历史的“推见至隐”，也来自对诗人个体小历史的“毕陈于诗”。胡宗愈进一步明确指出，杜诗能将诗人的“出处、动佚劳息”“一见于诗”。详陈个体人生经历，成为诗歌能知“一代之史”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在宋代十分兴盛的年谱和编年诗文集的编纂中，有很明确的表现。浅见洋二深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整理形式所蕴涵的文学观念，指出“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年谱及编年诗文集，一言以蔽之，也可说是一种‘论世知人之学’”；这两种编纂形式，与宋人的“诗史说”有密切的关系，它反映出“时事”和“出处”是“诗史”的两个支撑要素。

    ③那么，兼具“时事”和“出处”的诗作是否就能被称为“诗史”呢？详陈个体人生出处，蕴涵了展现大历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对诗人本身参与社会历史的深度还是有很高的要求。诗人不仅要经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有深厚的主体情志。清人周济曾明确指出，只有“见事多、识理透”的诗人，其感慨寄托，才能成为“后人论世之资”。宋人认为杜诗深具美刺、比兴的寄托之旨意，而明清时期的论者则进一步将美刺、比兴与史家之褒贬联系在一起，例如钱谦益就认为，堪为诗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兴亡升降”的“感叹悲愤”。杜诗有着强烈的感时忧世的情怀，哪怕是书写个人的遭遇和感受，也往往在详述出处的基础上，将之置于社会时代的大画卷之下，体现出深切的现实关 照 ， 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因而被奉为“诗史”的典范。

    ④对于杜诗精神气局与其“诗史”品质的联系，有关的论者多有论述。然而，杜诗在艺术上是怎样深入开拓将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表现形式的？现有的分析大多失之简 略。观察杜甫为数众多的五古创作，对此可以有新的发现。杜甫五古创作上承中古五言诗的多种表现传统。参照《文选》中的分类，中古诗歌有赠答、祖饯、行旅、游览、咏怀、咏史、乐府等众多体例。如果细致辨析，会发现在五古题材的选择上，“熟精《文选》理”的杜甫有很明显的侧重。行旅诗是杜甫五古创作中非常突出的一种类型。通过记述行旅细致地展开自我人生经历与社会时事的图景，是诗人的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除了入蜀的二十四首纪行诗等典型的行旅体作品，杜甫还将行旅体的格局融入到咏怀、游览等多种类型的作品中，例如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在艺术形式上都是咏怀与行旅体的融合。类似阮籍《咏怀》那种典型的咏怀体创作，在杜集中是比较少见的。

    ⑤除了行旅诗，杜甫五古中赠答、祖饯诗的比例也很高。赠答、祖饯是盛唐五古中的常见题材，而杜甫对此有所发展。他的送别诗不落窠臼 ， 很注重表达赠答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 不泛诉相思离情。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诗人与被送行的高适互诉心曲，议论时事，内容丰富，表达十分具体细腻，抒情因而体现得很深挚。浦起龙曾经称赞杜甫的赠行诗，认为不作一赠行语，其实杜甫所不屑为的是赠行之套语与模式化的抒情，而善于写具体之情事，有很强的情感交流特征。这使得诗人的自我表达，可以较多带有外向的、公共性的品质， 从而令读者在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行旅之中，更多地读出时代和社会的内容。

    ⑥五古只是杜甫诗歌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生动地体现了杜甫如何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天下之大历史相联系的努力，让我们明白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诗之为“诗史”的渊源，隐藏着“杜甫是如何写诗的”和“杜诗是如何被读的” 的双重密码，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脉络。

（有删改）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关增建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          。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① ， 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② ， 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③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④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这场争论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有删改）

（注）①槃同“盘”，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隤，下降。③丽，依附。④重差：汉代测望太阳高、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