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宋词中，词人频频以水入词，传情达意，主要是因为水与词的特质相通。

    词“以清切婉丽为宗”，水的运用使得这一盛行于秦楼楚馆的文体洗尽铅华，增添了一分清婉、灵动和含蓄。“诗庄词媚”，词较于诗有更多儿女情长、爱恨相思的描写，文入词更侧重内心对恋情的执着与迷惘，借助水这一意象，既突出恋人的柔情和恋情的纯洁，又显得含蓄蕴藉、缠绵悱恻。

    婉约词主言情，尚含蓄，涓涓细流恰可将那些要眇之情、凄迷之境娓娓道出，并将其表现得欲露而不露。即使是豪放词，也宜表达得沉绵深挚。流水恰可进行一种缓冲，使之于豪壮中更显沉咽缠绵、刚柔并济。

    水具有流动性和传递性，视线随着流水放射出去，心中百感也随之生发、释放。范仲淹的《苏幕遮》由天到地，由黄叶到秋水，接天连地的一江秋水，在带动词人视线移动的同时，更将思乡之情、羁旅之倦吟唱出来。

    水的绵绵不断常常带动着忧思情感的传递，水又是没有约束性的，象征着情感的一发不可收。“离思迢迢远，一似长江水。去不断，来无际。”（欧阳修《千岁秋＞）流水缠绵、源源不绝，激发人绵绵不断的情思，离人的目光、伊人的相思，都可以顺着流水延续千里。流动的水连接两地、贯通两心，分离的人可以以水传情，可以思接千里。

    古代交通不便，横亘于前的江河湖海是词人与恋人、友人的阻隔，也是与家乡、亲人的阻隔；同时，水也可以代指无法逾越的抽象意义上的阻碍或心灵隔阂，如故国、亡人、无法企及的爱情、对往昔的追忆等。

    山遥水远，音信难托，水的阻隔性令牵挂、思念无法传递，郁结于心，只有将这份怅惘诉诸流水，“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张先《碧牡丹》）。于是，常借助飞翔的大雁、水中的游鱼来逾越流水的阻碍，传递思念，“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

    水的流逝还极易引起词人的忧伤与感怀。淡烟流水，轻寒漠漠，心思纤密之人生无端闲愁；逝者如川，春秋代序，多愁善感之人感时伤怀，叹流年似水易逝，红颜如花易陨；滚滚江水，淘尽英雄豪杰，淘尽兴衰荣枯，豪放悲悯之人思接千古，叹世易时移，生故国之思。

    缪钺《论词》指出，词体的生发因其与自然之境界、人心之情感相应和，文章的体格、意象的选择都折射出作者的修养和品格。宋代士人经常通过描写开阔澄净的水面、晴朗空明的月色，来映衬自己的高洁人格、旷达胸襟和俊朗风神。在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正是一句“表里俱澄澈”，道出了士大夫的气节一一高洁傲岸、冰清玉洁。与此同时，当文人士子仕途偃蹇、报国无门时，静水流深也恰能抚慰他们失落受伤的心灵。

    有宋一朝，一方面士大夫过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国情、险恶多变的仕途以及丈人柔弱敏感的情思，令他们有着无尽的慨叹，而水，恰以它的特点触发、传递和排遣着这些情思，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频频出现在词作中。宋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湿润的一卷。

（摘自《思与格：宋词水意象的情感解读》，有删改）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法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法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艺术科技》2018年1期）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韩少功

    ①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②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 ， 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③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④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⑤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⑥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⑦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⑧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⑨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深沉的民族基因，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一直伴随着这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华夏民族，逐渐外化为中华儿女的奕奕面貌，内化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孔子的“华夏文化自信”是源头。众所周知，孔子提倡仁政，他主张以“仁”治理国家，又主张以“孝悌”滋养政治，并且把自己视为周文王事业的继承人，赋予自己文化传承的使命。此外，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认可“和而不同”的人，前提条件是认可自身文化根基。这是一种大无畏的胆识，源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种文化自信让华夏文化根基变得更加坚实而有生命力。除了孔子以外，孟子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坚守‘大丈夫’理想人格，其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捍卫，也是对孔子的文化自信的延续。

文化认同对于构建文化自信来说是首要的。今年来，公众越来越有“文化自信”的概念。例如，香港事件虽闹得沸沸扬扬，国内年轻人却并没有像别有用心的国家期盼的那样“乱成一锅粥”，而是更加热爱“中国红”，这一点可以从海外留学生自发走上街头、高唱国歌看出来。可见，增强文化认同是构建文化自信最基本的途径。增强文化认同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同向发力。如《学习强国》的推出，让公众在掌间感受到“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可读性，这就是国家为树立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所作的努力；有一些学校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学生着华服、行华礼，足见学校对提升学生文化认同的用心良苦。

光有认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以实力支撑文化自信。现如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际较量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说，文化实力强，代表综合国力强。反过来，只有综合国力强，文化实力才会强。从港珠澳大桥创下世界之最，“天河”完成超算记录，“北斗”完成超算组网，5G赋能百业千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只有打好了经济和科技的“组合拳”，文化自强才能按下“快进键”。其次，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文化自强才有更多提升空间。李子柒的走红不是意外，她亲自种豆，制作酱油；种葡萄，酿制美酒……不仅如此，她还带火一批产品，例如螺蛳粉、藕粉……外网对李子柒高度的评价也着实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如今，“李子柒”已成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闪亮名片，李子柒的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印证了文化自强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不仅能赋能科技和经济，也能引领文化发展，从而提升本民族文化自信。近年来，“网红经济”“直播带货”风靡网络，国家更是出台正式文件，认证了“网络主播销售员”这一职业。新思维、新方式、新职业……这都是文化创新带来的红利。推动文化创新，既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人民奋斗。《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解读，引起全社会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文化自信。这是人民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所作的努力。

总而言之，提升文化自信，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是一份大家都应承担的事业。中国的年轻人应当满怀信心，既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自信的基因，又能开拓创新，助长文化自信的高度。

（摘自《美育与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