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有了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不同。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图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院落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它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从夏代的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封闭庭院的面貌。在夏代至商代早期这种形式就开始走向定型，一直到明清时期大到皇家宫殿、寺庙、小至百姓住宅，大多采用这种几乎唯一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形式结构，蛰伏着封建儒家思想的灵魂。而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不但强调礼，而且重视“乐”，主张“礼乐”并举。体现在建筑上，“礼乐”秩序要求建筑空间寄寓伦理，利用差序格局来分尊卑关系，方位上讲究主从关系。建筑围合的“院”是“乐”的艺术升华。这里，建筑是“礼”，庭院是“乐”，二者相得益彰。

    合院作为集合体，对内是封闭的、凝聚的，对外是排斥的、抗拒的。人们对外界的流动性降到最低，而这种以院落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建筑满足了一个家族共居生活的各种功能需求，并且分区明确，就仿佛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万事俱备、伦理有序。传统院落式建筑符合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是这种传统的居住习惯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行为心理学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范围内进行限定是一种心理需求。中国传统合院建筑是以高墙围合起的建筑空间，与外界隔绝，阻断了外界的喧嚣，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私密、休憩、愉快、生态、景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提供明确、稳定的空间环境，给人心理以充分安全感和领域感的空间形态。所以说，它不仅是人们组织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也成为人们在居住空间内与天与自然对话的场所。

    虽然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房屋或围墙围合而造成了封闭性，但这只是一种在形式上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围合反而增加了院落建筑内部的许多情趣。“院＂作为一种过渡，在人的思想内核中，是一处独立的冥想、思考的空间。当人们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和感受，在“院＂中获得沉淀和洗礼。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环境和方式的变化，邻里之间、亲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同住一幢楼不相识，门对门之间不说话，父子在家中也是各做各的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以现代人们都希望通过建筑环境的改变来唤回昔日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拥有一栋有院落的房子，的确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

    然而，仅仅对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形式的模仿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真正的需求，“院”的营造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智慧，它通过空间的外化形式，传递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需求，现代越来越多人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渴望。那么如何立足传统，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形式新建筑，仍将是未来建筑或室内设计师共同努力的方向。

（选自《浅析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意蕴》，有删改）

    现代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构建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太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汉字的衍生和分类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联系。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有删改）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敦煌壁画作为我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瑰宝和精髓，对色彩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对线条有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敦煌壁画是我国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我们从敦煌壁画的载体来看，敦煌的石窟建筑是敦煌壁画的载体，而敦煌雕塑是敦煌佛窟的主体。敦煌的壁画对于敦煌的建筑，起到的是一种美化或者是装饰的效果，它对于敦煌的雕塑，也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但是敦煌莫高窟中的主体雕塑，并不能体现出当时文化的进步以及经济的繁荣等内在的内容，所以只能够通过敦煌的壁画来体现。由此观之，在敦煌的佛窟里面，壁画所处的位置虽然不是主体的位置，但是它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敦煌莫高窟从最初开发到最终的形成经历了好几个朝代，而各个朝代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又各有不同，所以在壁画的色彩和表现力上也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各个朝代的特点。敦煌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不仅有历史文化风貌，还有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

    北魏出现的壁画属于敦煌壁画创作初期的作品，所以壁画在表现形式和基本色调上体现出北魏时期色彩的变化，浓重而又富有变化。绘画的画家们首先用红土粗略地在墙壁上起稿，之后再用黑色的线描一遍。画面壮美、宏大，人物采用了龟兹风的渲染手法，类似于西方绘画。后来到北周，壁画一般都绘在经过处理的白色背景区域，使得色彩更加突出，画面更加美观。

    再到隋唐过渡时期，敦煌壁画继续创新，这个时期的壁画在创作和表现形式上既承接了上一代的特点，又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壁画高雅富丽，更加注重色彩的协调和搭配。这个时期的壁画创作，在绘画手法上以平涂为主，绘画出主体后再加以修改，色调以绿、青、红为主色调。到唐朝，壁画更加注重色彩和线条的结合，在色彩的作用上，也更加具有创造力，不再以单元色为主，出现了许多的复合颜色。其中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色彩典雅绚丽，浓厚而不失庄重，线条飘逸又能清晰表现主旨，内容富有想象力又符合逻辑。红色的廊柱，青绿色的琉璃瓦搭配和谐，错落有致，而人物的衣着服饰多用间色，朴素淡雅。这个时期的壁画水平也达到了敦煌壁画的巅峰。

    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使得民族逐渐融合，中土的绘画风格和西域的绘画特点有了较多的融合，色彩也逐渐变为次要地位，壁画以表现内容为主。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局动荡、艺术革新、朝代变迁、民族交融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上结合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在色彩上更加趋向于暖色、温和的色调，同时壁画更加注重其内容，降低了颜色在壁画中的地位。还有部分年代的因素，和化学本身的效果，使得壁画随着时间的变化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摘编自郑宇翔《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2018年第04期《文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