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作，它被国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西方的古典传统来源于古希腊时代。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约、对称、节制。在这些美学原则的背后，隐含着古希腊人对完美以及理想形式的追求。用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解读《周易》乾坤二卦中体现出的古典美，可以探访两种文明之间深层的相似与不同。

    《周易》的简约之美不言而喻。就大的方面看，它取象以尽意。就小处来看，《周易》卦爻辞简约的特点更是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字如千钧，意象饱满、意蕴深厚。以坤卦的初爻辞为例，“履霜，坚冰至”，杨静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爻讲行旅之人的旅程及在途中的艰难。《文言》则将此爻用于人伦，认为弑君、弑父之事的发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依此倒可以得见，《周易》卦爻辞简约之下藏有丰富的意蕴，其用词简约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美。

    在有关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论述中，“对称”这个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如：秩序、匀称、和谐等。在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贺拉斯那里，则被称为“合式”，强调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从而构成首尾贯通的和谐整体。对称和谐在乾卦中有着完美的体现。首先，乾下乾上构成全阳爻，光辉灿烂，没有瑕疵。其次，六爻之间上下呼应，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称关系。再次，每两爻一组，象喻天、地、人的联系与互动，究其终是看人在天地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如何做到静则专、动则直，以悠游于天地间，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见，乾卦结构上的对称呼应着意义土的和谐。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体现出对适度与节制的推崇。他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道”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度、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乾卦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在田”好，“在天”好。体现出适时、适度，应时而变的重要，对中正柔和的欣赏，以及对过刚过亢的警惕。

    由此可见，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适用于《周易》的美学解读。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推求。在古希腊文明中，对“正义”一词推崇备至。追溯至荷马史诗，“正义”意味着天生万物，每一物都有自己应处的位置、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得一己之所得，不企图得到他人之物。体现出对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的追求，这与《周易》中有关天地人的思想相同。另外，中希两种古代文明中都有对“终极”的推求，试图把握万变中的不变，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但在西方文明中，对“道”的追求源于对“器”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对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来突破人类世界的有限性，这引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求知求真。而在我们中国，对“道”的认识和追求，用来断吉凶、知进退，非常务实。

（摘编自安宁《＜周易＞的古典美》）

    为什么我对汉字有感情？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笔画随随便便地构成的。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字，其早先都经历过象形阶段，但是到现在仍然使用象形文字的，就只有我们。汉字是当今人类各个民族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文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其中既包括智慧，也包括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识和辨析，我们一旦熟悉了汉字的内涵，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我很喜欢“认字”这个说法。以前，娃娃读书先学的就是认字，“小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后来的大学中文系也一直把《说文解字》当作一门基础的课程来教。现在对“认字”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从前了。“认字”就是了解清楚一个字的形、音、义，知道它的演变。比如“臣”这个字，多少人把它解释成一个人跪着把背弓起，以取“臣服”之意。实际上，“臣”最早在甲骨文里的形象，是一只眼球凸出的眼睛，它的意思是瞪大眼睛，是“瞋”的意思。从前的君主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了，因此要派不同的人去管理不同的事情，去睁大眼睛管理，不是在那里打瞌睡，后来“臣”就成了一种身份，以至于不得不另造一个“瞋”字去表示瞪大眼睛的意思。不把这些演变了解清楚，就无法给别人解释“臣”的意思，了解清楚了，才谈得上认识“臣”这个字。

    有人问我，认得那么清，有何用处？用传统的文字学来解释汉字，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有道理的，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有文化内涵，有些甚至是文化活化石，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我提倡“认字”，提倡学学古文字，不是为了狭隘地回到过去。文字学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我的设想是，大学生中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了解一些文字学知识就好了。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基础，丢不得。先认识字，然后才谈得上认识汉字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发扬长处，修正短处，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所以虽然讲求“认字”，秉持的却是开放的态度。

    文字是有趣味的，文字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我在成都这些年常常给大学、中学和其他社会团体讲汉字常识，台下常常座无虚席，大家听得很认真。文字是能吸引人的，汉字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有些汉字一旦辨识出来，我激动得都要哭。比如前进的“进”，繁体字是“進”，甲骨文就是一只飞鸟，下面一个“止”——脚趾，而且是左脚。人走路也是先出左脚。为什么一只飞鸟一个脚就是前进的进？最初我没弄懂，后来一下子懂了。所有的动物包括昆虫都能往前爬，也能退着爬，人也能够进能够退，只有飞鸟不能退着飞，只能前进，因此飞鸟的运动就是前进的“进”！这个字能造出来，完全是靠古人的观察和归纳，充满着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名字的几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汉字对于我们中国人说来，是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但凡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反而不去思考它，反而是最陌生的。我们的母语形成我们的文化，中国人的灵魂就在汉字里，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都还保留着我从哪里来的印记。

在“丛林”中寻找温度

    2017年12月，一款来自日本的游戏《旅行青蛙》火爆了起来。玩家养了一只小青蛙，为它准备食物和行囊，它会不定期出去旅游，寄给你明信片和伴手礼。因为玩法简单，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可以做到“无师自通”。

    与传统游戏不同，在这个游戏里，玩家只能喂养却不能控制小青蛙，这种不确定性却产生了牵挂。收到小青蛙明信片的玩家们，会忍不住把它分享在朋友圈，“好像一位老母亲，把儿子的照片给朋友看，别人觉得很无聊，我心里却很甜蜜。”微信朋友圈，是捧红《旅行青蛙》的一大推手。它的分享冲动和社交属性，是其他游戏很少具有的，甚至社交成了游戏本身的意义。

    《旅行青蛙》的不同，在于给人一种内心安稳的感觉，“朴实而细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江这样形容。他说，当下，很多东西都在失去原有的温情，被冷酷的数字逻辑所摧毁。流行的媒介，比如微博和知乎，或是通过大众情绪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或是用一种自命不凡的“科学主义”去解构人性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质朴、纯粹、“小而美好”的产品反而有了自己的市场，“说的过分一点，它们身上折射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网名“柱子”的男生是一位“养蛙”男孩。他在郑州读医学专业，实验中他曾接触过十几次青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外表丑陋，内心温顺，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刚开始玩这款游戏时，他在备考，累的时候打开游戏，发现小青蛙也在家读书，甚至边看边打瞌睡，他会觉得被温暖了一下，有陪伴的感觉。他也喜欢小青蛙“说走就走”的自由旅行。在游戏里，他最期待小青蛙寄回来的明信片，通过它们，他了解了日本名古屋、九州、东京等景点和文化。

    玩家们普遍反映，这是一款不需要花钱的游戏，充100元就能通关。“我们的定价是小孩子的零用钱范围内。”《旅行青蛙》策划人上村真裕子说，游戏的收入分为玩家充值和广告两部分，基本是对半分的。因为中国玩家的热情，他们已经在考虑从中国开始，设计海外明信片了。

    有意思的是这款游戏在日本一点都不流行，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日本人说：“我问了亲戚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日本媒体最近才开始报道这款游戏，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它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火。”她说听到这款游戏时，她想起1990年代末日本的电游游戏“PostPet”，你的宠物会不断往家里带回“宝物”。

    其实也有人对这款游戏产生了厌倦，他们认为除了浪费时间，人们不可能在上面获得真正的关怀，甚至它连一种廉价替代品都算不上。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减）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原始楚文化以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及神巫性、浪漫性的总体特征，不断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南楚文学的独特风格，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处尚未开发的荒僻的江汉之滨的楚民族，其创业的历史是十分艰苦的。他们的先祖经历了举步维艰的创业艰辛，又长期遭受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其为“南蛮鴃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之外。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就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一是“僻陋在夷”的屈辱感，一是别于中原诸夏的独立感。前者激发了楚民族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后者促使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从不把自己与中原诸夏混同起来。基于以上两点，形成了楚文化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屈原和庄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

    在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宗国感情，对理想与美政的深情呼唤和九死不悔的韧性追求，以及他那峻洁纯美、砥砺不懈、傲岸不屈的人格，正是楚文化这一精神的完美写照和突出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把代表楚文化的屈原作品和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加以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屈原作品与《诗经》的差异，并对其“异乎经典”表示不满。但这一点恰恰是屈原的贡献，是与儒家礼法文化的相异之处。屈原以“诡异之词”“谲怪之谈”来表现“狷狭之志”，这构成了其作品的基调，使他的作品不仅“惊采绝艳”，而且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恰是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楚辞文化是这样，庄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对现世的功名利禄视之如敝屣，他笑傲权贵，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世俗处的自由逍遥生活，这一切都显示了楚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屈原和庄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那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和坚守独立人格的节操，可以说垂范中国历史士林，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楚文化形成以后，一直对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影响，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

    汉朝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成为层次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

（摘编自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就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之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他们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使他们历尽了重重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国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并且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