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①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字我们能认，却搞不清楚如何来写。 

    ②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刚刚普及的时候，社会存在一种焦虑：英文26个字母很轻易就解决了输入问题，汉语怎么办?当时很多人包括语言学家都很悲观。但现在汉字输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汉字危机”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汉字的问题主要在使用层面，如“提笔忘字”，这样问题的确对汉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上危机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的前途状况现在看来是一片光明。

    ③现代以来，汉字经历了两次书写工具的巨大变革。一次是硬笔取代了软笔。这次变革在整个20世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书写的理解，也使书法艺术变为毛笔存在的理由。一次是电脑普及带来的汉字输入方式的变革。这使笔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两次变革都带来了汉字书写方式的改变，使书写更加方便的同时，也使书法由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变为一种独特的“小众”艺术，写字的传统境界受到了冲击。我们应该在承认和尊重变化的同时，也珍惜和传承书写文化这弥足珍贵的遗产。

    ④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文字经历了很长的演变，里面包含着很多文化的意蕴，需要我们终身学习。手写汉字是接触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是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的。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有汉字的贡献和影响，即所谓的“书同文”。

    ⑤另外，汉字的书写本身是一门艺术，方块字造就了一种文化上的美感，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本身还具有独特的、独立的价值。书法和绘画等同样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形式。这是其他文字，比如拼音文字很难达到的。汉字之美，首先是形之美，一点一划，精妙组合。其次是意之美，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有六法，许多字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其中的意蕴很美。再次是声韵美，汉字组合成诗文，声韵组合很美。

    ⑥书写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练跑步一样，要是老不跑步就会四肢懒惰。汉字的使用也是这个问题，会敲字，但是不会写字，这对将来的发展阻碍很大，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运用文字能力的提升都会形成障碍。

（取材于张颐武《汉字文化的意义》）

神游荷塘  “士”的回归

朱世丽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朱自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执着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 荷”亦“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等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他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朱先生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朱自清在《你我》中讲：“我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什么非要走这“忆之路”？因为现实“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暂时只有逃避一法”。为何“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士”，当然是“不能或不愿参加”到屠杀者的行列。他逃避法之一，便是“忆之路”，而忆的结果则是对自己的解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能是廉价的新瓶装旧酒的伤感。”社会形势的前逼后追、日常琐事塞实了他的心房，一颗“士”心几乎被吞没，精神家园濒于沦丧。那么，神游荷塘，仿佛梦魂归家园，漂泊的“士”魂回到了心室，心灵复苏了。这是陈酿的“旧酒”从死封的“新瓶”中潜溢出来，弥漫朱先生周身，熏香、微醉。尽管这醉意是微微的、淡淡的、暂时的，但足以慰藉他的心。

    既然朱先生坚守的是“士”的品格，怎样理解他早期参加的文学革命活动呢？这是一个青年儒士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这与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年轻时不是一致的吗？然而将近而立之年的朱先生，所志的“道”已被摧毁殆尽，“学而优”亦不能“仕”；在现实中他不可能“达”，也就无法“兼济天下”；他连“独善”的起码条件也不具备，没有“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自在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任凭他怎样坚守而现实无“士”的立身之地。于是，他在艺术的真实中为苦闷的灵魂寻了一方宁静的乡土﹣﹣月下荷塘，从而获得了心灵的真实感和解脱感。

（节选自《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雅的产生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礼为衡量的标准。而只有雅的观念产生，雅乐与俗乐之间才开始真正有了区分。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雅乐有些是专业艺人的创作，有些却是对俗乐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俗乐”的概念，是依“俗”的原始含义经过漫长的发展衍变而自然形成的，期间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因而保留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多一些。如果俗乐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能够遵从礼的规范，就变成了雅乐。如《诗经》中的《国风》，很多都是乡间的俗乐，但它们经过乐官的加工后，就成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了。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涉及材料选择、金属铸造、丝竹加工、协调音律、乐曲创作、舞蹈编排，以及最后的审查、修订等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分工程度，加工才能顺利进行。可以说，只有社会分工的出现，才使得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脱离了物质生产，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专业文化修养。如“大师”“乐师”等专职乐官的出现，就使得音乐的生产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同时也为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而《札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更是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找到了依据。因此，在由俗到雅的音乐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由俗向雅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艺术加工，一是间接的艺术加工。直接的艺术加工，就是针对音声、曲调、节奏、辞句等等所作的直接修改。如周代的乐官所进行的剔除邪音的工作，就是直接的艺术加工。间接的艺术加工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方言的诗歌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加工。原来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极为通俗的方言。但由于翻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修养，将通俗的言辞雅化，再呈现给贵族统治者。这种加工，更多是依靠文人的自觉意识来雅化作品。如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不知越歌，乃召译使楚说之。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可见，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是无时不在的，它是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因素。由于它的存在，俗乐可以转为雅乐。同时，雅乐中也可能会包括着俗乐。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正是艺术加工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俗到雅的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音乐不一定就是雅乐，但雅乐的产生，却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摘编自何涛《“艺术加工”在雅乐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人确信天地山川、花草树石有某种德性，并力图借助它们砥砺自己修德。比德观是从自然物象中体悟人伦之理，然后效法自然物象，因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比德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有若德性的显现，通过欣赏、效法它，可以从中得到道德的夹持。

    从义理逻辑上讲，“比德”首先是一种道德功课，但它又对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屈原常以青草美人比况志行的高洁，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便是一比德的名篇。而“四君子”“岁寒三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永恒的画题，原因正在于它们是人格的象征，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

    有相当多的论者错误地认为“比德”是儒家独有的观念。实际情况则是比德观是中国古人的普遍观念，既不是儒家所创始，亦非儒家所独有。《老子》也常用天地、水、江海、溪谷等自然物象来比况道之玄德，最简洁的说法莫过于“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这些都是再明确不过的比德观念，只是没有点出“比德”二字而已。这说明，在儒家之先、儒家之外，已存在鲜明的比德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尊天情结”。中国哲人之所以尊天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天地有着崇高的德性，世人需要悉心体取，进而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这种观念自天而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人而言，是要求人道去合天道。如果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了。

    这种“德配天地”的观念推扩开来，很容易使人由天地迁想到山水玉石、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因为它们也属“天”的范畴。中国古人往往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出道德启示，这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当然，自然物本无德性可言，事实是人将德性附会到自然物上，所以有论者质疑比德观，他们认为，这种“远取诸物”的类比推论从无生命跨到生命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且把物的特性和人的品德对应得越确凿，就越显得生硬而勉强。笔者以为，这类质疑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上升为对比德的全盘否定。在强调天人感通的古人那里，认为自然物若有德性的比德观念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内含着某种独特智慧。

（摘编自汪韶军《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时代的要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拥有责任感并承担责任，最终将其作用于新时代也是时代对我们每个人提出的要求。

    责任，在哲学的意义层面上，其最根本的涵义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就有责任。如果要对责任进行选择，也总是必须在自身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其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责任才会产生。

    所以说，哲学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体现。抛开哲学层面的意义，在人类的发展中，责任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0月1日，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免疫学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以及发现了刹车分子方面的突出贡献。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有着一种对社会和科学的责任感，才使得现代医学得以发展。

    而在当今时代，责任也经常被拿出来与时代相结合。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责任与担当不只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责任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社会背景和大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一份力！

（节选自曾繁永《浅谈责任的哲学与时代意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