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时期的人而言，神拥有极大的权威，而人则对其心怀敬畏。《国语·楚语下》便记述楚国大夫观射父之言：“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在很多情况下，先秦典籍所提及的神只是泛称而已，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类别和形象。幸运的是，《国语》中的一段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神之具体情况的机会。在《国语·周语上》中，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周惠王便就此询问内史过。内史过回顾了王朝兴衰之时的诸神：“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内史过列举的诸神包括融、回禄、梼杌、夷羊、鸑鷟、杜伯以及此次降于莘的丹朱之神。诸神都是何方神圣？依照韦昭的注解，融即是祝融，《郑语》中称其是黎，也即是《左传》所说的颛顼氏之子；回禄本名吴回，是火神，又有说其名黎，与祝融为同一人；梼杌是鲧，即禹的父亲；夷羊是神兽名；鸑鷟则是凤之别名；杜伯是周宣王大臣，被其冤杀；丹朱则是尧之子。

    由此可知，至少在这段叙述中，可进入神这个序列中的，不仅可以有夷羊、鸑鷟等神兽、神鸟，还有宗神人神，即使人死之后同样可以被称为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灵，如《周语下》记载东周王城边的谷、洛两条河交汇在一起，周太子晋称之为“二川之神”，可见神也包括河神之属。因此，《国语》中的诸神首先包括祖先神，人鬼亦可称为神，还包括自然神，如河神等，而神兽、神鸟之属也可称为神。

    在《国语》中，诸神很多都拥有某种形象，并以其形象降临人间。有神兽、神鸟状貌的，还有杜伯为人形而“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而鲧则在另一处《晋语八》的相关记述中化为黄熊的形象。内史过所说的丹朱凭依王后之身而生穆王，与历史上众多的感神迹而生的故事大体类似，而从“夫神壹，不远徙迁”，以及之后派丹朱之后狸姓往祭来看，对丹朱的祭祀也符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规则，因此丹朱大致属于宗神之列。依据殷商至周的宗祖神观念，他们死后都是在帝左右的，《国语》也多有这类叙事，如《晋语二》记载作为天之刑神的蓐收是少皞氏之子该，开口即是“帝命曰”。在虢公梦中，蓐收的形象是“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而之所以知道此神是蓐收，主要是因为史嚚据虢公梦中形象占卜所得。既然可以通过形象而知道神名，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某一神的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其实，《晋语八》鲧化为黄熊的事例也是如此，晋平公生病而梦到黄熊，郑国大夫子产根据黄熊的形象而知此神应为鲧，并建议其祭祀夏郊。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需要通过多识多闻之人的介绍才能知晓神名，这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诸神形象还没有形成普及性的知识。

(摘编自张永路《<国语>中的诸神形象》，有删改)

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①“中和”在我国美学体系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是我国古代人们对于美的最基本的认识。

    ②“中和”这一美学范畴形成于先秦时代。它包括“和”与“中”两个方面。以“和”为美的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就有过“和五味以调口”和“和六律以聪耳”的说法，他还指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等。这都是强调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叫做“和”，因此“和”就是美。稍后于史伯的晏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不仅认为美在于多样性的统一，而且特别强调这种统一往往是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例如音乐的美就是由音的“清浊、大小、短长、疾徐”等对立因素互相调和统一的结果。

    ③当时的人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由阴阳的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不仅自然是和谐有序的，而且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也是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的“和”，也是最高的美。

    ④“中”的观念的形成同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是要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应当保持调和，矛盾的双方都有所节制，以避免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统一体的破坏。孔子还提出“过犹不及”，反对矛盾的任意一方为突出自己而压倒另一方，主张每一方都在自身所应有的限度内适当发展，这样就没有“过”或“不及”的毛病，这就叫作“中庸”。“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

    ⑤对于孔子来说，美也是离不开这个原则的，违背了“中庸”，就不能有美。孔子对于美的看法是任何一方都不要超过，而要适当配合，如果一方压倒另一方就不会有美。孔子之所以称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在于其情感的表现是适度的。这说明孔子主张以理节情，情理适中，既不抹杀情感，也不放纵情感。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后世所谓“怨而不怒” “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它既是中国艺术的一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一般特征。

    ⑥本来，以和为美的思想，在西方也早已出现。但是，在我国由于这一思想同孔子的中庸思想相联系，就特别强调各种对立因素在量上的适度，强调各种对立因素的调和运中，这便形成了中国美学以“中和”为美的思想。它是我国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范畴，影响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美学和艺术的基本风貌，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选自李戎主编的《美学慨论》，有删改）

    ①陇右指中国陇山以西，大致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陇右文化便是在这一特定地域孕育生成和演化发展的。

    ②陇右灿烂的史前文化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船。周、秦崛起秦陇之间，为中华古文化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两汉以降，内地汉族居民的大量迁入进一步加速了陇右民族融合的进程，加之作为“丝路”主干道，中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荟萃于此的特点，更形成陇右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这是汉唐开发陇右的文明之果，其影响远及封建社会的后期。

    ③自汉至唐，陇右人文之盛，蔚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汉至唐正史列传中的陇籍人士就有400多人。他们或是身系社稷安危，或是笔关文场之变，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④陇右自古多名将。汉唐千年，仅正史有传的陇籍将领即达百余人之多。从“汉之飞将军”李广到一代英主李世民，陇右诸多名将都曾在中国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在“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的唐代，他们的功业更成了世人追慕的高标，诗家吟咏的主题，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诸多千古名句。

    ⑤中国文学瑰丽宏伟的殿堂中，陇籍文人也是济济于列。东汉政论散文不朽杰构的王符“潜夫”之论，开汉魏抒情赋新局面的赵壹“刺世”之篇，均属一代文苑的典范之作。魏晋以降，王子年的《拾遗记》称誉志怪之林，皇甫谧高士、逸士、列女诸传传诵千古。有唐之世，陇籍文士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李白、李益之彪炳诗坛，梁肃、李翱之享誉翰苑，李朝威、李公佐传奇创作堪称一流，牛峤于词之发展功不可没。从我们大致的统计数字看，《全唐诗》中陇籍诗人多达百人，几占《全唐诗》作者人数的二十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全唐文》所录诸帝、诸王及其他陇籍文人亦达百余人之数。

    ⑥中国学术史上，晋末十六国时期的“五凉”学者多是闻名遐迩的硕学宿儒。《晋书》中的杨轲、宋纤等，《魏书》中的张湛、阴仲达等，也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博通经籍，著述繁富，教授门生，动以千数。从中亦不难窥见陇右教育之发达，文化之繁盛，以至有“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之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时代陇右之文化学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繁荣起来的。

（摘编自达浚、韶蓉《汉唐丝绸之路与陇右的开发》）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节选自尚光一《唱词业催化下的“商品词”》，有删改）

①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