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 “瓷器之路” “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是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 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 “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陶潜、谢灵运的诗，云岗壮伟的造像，洛阳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悲剧最多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以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般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时的事。

    魏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自然山水，既其形质又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晋人欣赏自然，有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题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之，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图空《诗品》里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王義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创立出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节选自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它动摇了“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对我国阅读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然而，众多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也随之出现，这类荒腔走板的解读，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中。

    这些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正确理解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是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认为“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不可能当斧头，废纸更不能当作品。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

    其实，西方“读者中心论”也强调在以读者的接受来阐释作品时，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毕竟，读者接受有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作品本身。既然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同时，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对错误接受予以纠正。

    此外，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文本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文本解读的一切潜在可能。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而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因此，作品的“召唤结构”的“空白”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而文本本身又对阅读进行基本限制。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不管读者愿意不愿意，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历史上错误的“读者决定论”不止出现过一次。李白、杜甫的诗歌曾经不入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摘编自赖瑞云《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不仅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骄傲，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文化和改革创新精神所折服，为新中国建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新时代文化自信首先源于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和传衍，并在新的时空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文化意识的萌生发端，经历了文化元素的衍生，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文化形态的进化，文化遗产的传承等过程，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遂成强劲的中华文化基因。

    新时代文化自信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40年改革开放胜利的实践。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在随后的近30年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以社会革命推动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用了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再次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40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文化自信，还源自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模板”“再版”“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进行集成创新的原创版。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时代理论文化再创造的集中体现，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信的动力。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了公民各项正当权利，为我国成为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再创造，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李征《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