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粱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2016.1）

中国传统家训的公益教化

陈延斌

    博施济众、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民间士绅、百姓都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中国传统家训中就有极为丰富的公益教化的内容。

    首先，家训的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的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告诉子孙要俭朴，婚丧祭祀要从简，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在这方面，被宋元明三代皇帝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其家训《郑氏规范》中规定得更为具体：对族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子孙的乡邻死亡后，给棺材安葬。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强调要周济鳏寡孤独。《郑氏规范》要家人对“鳏寡孤独果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韶山毛氏宗族的《家劝》，用歌诀的形式训诫族人“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笔墨纸砚送给同学，尤其是“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不仅应鼓励寡妇再嫁，而且要给予资助。

    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的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也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饭，几乎无不涉及。家训的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将“兴建大利”作为积善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求子孙“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定得极为详细，譬如要子孙当尽力资助修桥补路，“以利行客”；自六月到八月，在交通要道设立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

    积谷储粮以备荒年赈贫，或者灾荒年月减免租税帮助穷困佃户乡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多加训诲的内容。蒋伊的《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陈龙正的《家矩》告诫家人要讲究人道，且不可乘凶荒之年抬高粮价，牟取暴利。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倡议效仿朱熹创立的“社仓之制”，先由自己出钱捐谷二十石，在家乡建立社仓，除自家每年增之以外，还要动员附近富家捐粮以增加储备，以便凶年赈助乡里贫民。

    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以教家立范、“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训教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伦理道德，对拓展儒家思想社会教化领域，保证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有了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不同。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图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

    西班牙《趣味》月刊载文说，为了预防疾病的侵袭，药品和营养品产业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生活准则和应摒弃的不良习惯清单，为的是能让人们延年益寿。在药片综合症流行的今天，人们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在抢占市场的战略引导下，大型医药企业甚至开始觊觎健康人群的医药市场。

    文章说，英国《医学旅行》杂志曾在其读者中做过一项民意调查，旨在确定那些最常见的“非疾病”。调查结果显示200多种状态属于“非疾病”，名列首位的是老年人的一些怪癖，然后是倦怠厌烦的情绪、黑眼圈、秃顶、雀斑、招风耳、灰头发或白头发、分娩和时差反应等等。

    商业公司试图说服人们相信那些正常的生理过程属于病症，促使人们相信一些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个人困扰也属于健康问题。性格腼腆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工作中缺乏恒心和自制力则变成注意力不足；失去至亲或是一段感情破裂带来的痛苦成了创伤后抑郁症；月经前的情绪波动成了月经前营养不良或机能障碍。为此，在美国调整血清素含量的药物已经被普遍使用，如最为人所知的氟西汀。

    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疾病类型，比如荷兰科学家宾格豪尔斯在对3%的荷兰人调查后提出的“空闲病”，表现为一些人对假日或空余时间无所适从。还有“思乡病”，通常是指那些移居他国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另外，还有蜘蛛恐惧症、天文恐惧症、恐雨症和恐海症等一系列精神病学上记录在案的恐惧症。

    目前医药产业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把一些轻微症状定性为严重疾病的征兆。比如说把疲倦定性为慢性疲乏症状，或是把周期性的腹泻和便秘定性为应激性结肠炎的症状。在美国和新西兰对处方药品直接进行广告宣传是合法的，这和医药产业夸大其词的策略也有很大关系。

    汉诺威达特茅斯医学院的莉萨·施瓦茨提醒人们注意避免把一些日常的小问题诊断为某种疾病的危险倾向，比如认为普通的鼻腔黏膜炎是过敏性鼻炎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提法，健康可以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极好状态”，而如果完全按照该定义的字面意思，很少有人能达到健康的标准。人们对于健康的狂热追求没有限度。现在有些人已经不需要出现任何症状，只要了解患有某种疾病会有何危害，就会自动把自己归入病人行列。

    调查显示，越是富有的国家在医疗体制上的投入越多，饮食也越好，而人们感觉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倾向也越明显。有什么办法能抑制这种倾向呢？解决方法可以是使用那些建立在确凿实验基础上的药物，并且只有在验证有效的情况下再采取进一步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文章说，“患者”本人也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因为现在人们通常对健康的过度在意恰恰是不利于健康的。我们的需要是一致的：让健康人安静地生活吧。

    艺术要真，要善，还要美。那么真、善、美是否可以统一起来呢？

    孔子在论艺术时，还没有将真善美联系在一起讲，更没有明确提出这三者的统一，但从他要求艺术“尽善”、“尽美”，主张“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来看，他已有了要求将真善美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第一个将真善美并提的是孟子，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但他讲的是人的善、信（即真）和美，而不是指艺术的真善美及其统一。最早将艺术的真善美并提的大概是荀子，他在《乐论》中说：“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这里说的“礼”即善，“乐之情”即美的音乐所引起的美感，“诚”也就是真，认为如果三者具备，音乐就可以“管乎人心”，发挥“移风易俗”，使“天下皆宁”的作用。

    对于艺术真善美的关系提出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见解的则是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尤其是刘勰。他说：“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认为文艺作品情深事信，风清义贞，体约文丽，并将之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就符合圣人经典所确立的标准。刘勰以后，直接将艺术的真善美联系在一起并要求统一起来的人就多了起来，如白居易主张诗歌要“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李翱主张“义深”、“理辩”、“言信”、“文工”（《答朱载言书》）等等，都是要求将情真言信，义实理辩，声华文工，也就是艺术的真、善、美统一起来。

    所以，要求艺术达到真、善、美，并将之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个传统的见解。在古代许多美学家看来，善是艺术的目的和祈求达到的效果；真是艺术的基础，真而后才能善，也才能美；而美则是手段，美而后才能善，才能发挥艺术实现善的特殊功能。这种见解有个从萌芽到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并和艺术创作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既是艺术实践的总结，又对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些成果，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摘编自邱明正《略论艺术的真善美》）

浮在油腻保温杯里的中年之尬

    油腻之本义，发乎庖厨。之于人，大抵是说离“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境界越来越远；而保温杯，与青春的要义背道而驰。青春在于挥霍和放纵，并且有资本来挥霍和放纵。一旦变得小心翼翼，意味着曾经有过的硬气、嚣张、不羁都已丧失殆尽，向人生投了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腻”与“保温杯”被解读为中年男人的危机似乎说得通。年轻人失败大不了重头来过，但中年男人在社会、家庭的重压之下，改变现状对他们而言并非一件易事。中年男人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生活压力较大，加上职场天花板开始显现，心理上容易出现自我否定、怀疑不安等焦虑情绪。

    事实上，“油腻”与“保温杯”话题的背后，还存在两种隐性逻辑：一是中国快速发展，而很多共识还来不及沉淀为行为规范。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要完成人格层面的养成、精神层面的规变，道阻且长。社会跨越式发展，还留下不少没跨过来的社会人群，在新生代那里，就成了有意无意嘲笑的对象。

    二是代际间的话语权斗争。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以及90后走向社会，使年轻人逐步掌握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了获取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久经职场的中年人之间的矛盾凸显，而“讨好年轻人，是社会的通病”。这种通病里，尽管有情感与价值的现实考量，更多的则是社会对中年群体缺乏认同与鼓励的习惯。

    对于中年之尬，或许不必过于焦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现代人格的养成，本身也是一个界定价值、涵养宽容、接受多元的过程。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进化成“最好的自己”，不被外界的标签和期待所左右，诚恳对待自己的身体，认真践行内心所信奉的价值，也许这才是足够好的中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