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

秦锦丽

    高原落日的步子迈得迟缓，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目送，就如我们是一对久爱的恋人。目光，追随着它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看就要翻过那座山头了，一跃的刹那，它跌进山坳里。正惊慌着，它又精灵一般从山背后闪现。这一闪，把黄河第一弯照得金光拂面，灿若袈裟。逆流望去，一河碎金，微波不澜，一副富可敌国的淡定自若。这是九曲黄河之首曲——甘南玛曲黄河岸边，是黄河长长征途的起步，似乎它料及沿途多舛，胸有成竹却又心事重重。当从青海出发，面向东南，慢行慢思，及至甘南玛曲时仍搁置不下，左拐右旋，漫出片片丰美草滩。终是悔情难断，便执意回返青海，诀别后，最终毅然决然一路东去，任凭关隘狭窄，峰回路转，不歇不休，归奔大海。如此，才造就首曲恢宏、淡定的气势。似流非流，似水若金，偶有风来，吹皱一河绫罗锦缎。逆光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像黛青色的版画，充满沉浑之美。山下河岸，葱茏宁静的玛曲大草原芳草连天，白帐点点，一派和谐安详。清清草香，携裹着绿氧离子，醉了这河，这山，这落日，这时空，还有我。

    这是今夏我去玛曲之机，傍晚独自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黄河第一弯撞见的大美。一个人静静地看，贪婪地闻，安闲地呼吸，屏蔽思绪，愁烦不涉，爱恨不及。渐渐地，这副肉体像拆了篱笆的院落，无遮无掩，无拘无禁，无边无形。一任风穿过，流星划过，吹落浊腐，照彻了黑暗。小小的我恍惚成了风中的一粒尘埃，光亮中的一个分子。

    物我两空，神奇曼妙的感觉，突然被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搅散。扭头望向河堤，一个藏族男士从摩托车上下来，长袍裹肩，怀抱物件，脚步咚咚径直从十米长的石阶上走了下来。这么晚了，什么人？心倏忽回腑，怦怦直跳。跑吧，漫漫河畔，无路可择。不跑吧，头皮阵阵发紧。据说藏族人可是随时别着腰刀呢。两腿不觉开始打颤，机警地盯着。他走向岸边，哗啦一声，把什么倒向河里。啪、啪，河里响起一阵击水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难道？那样的话，他发现我在场，会不会……不敢往下想。盼望他快速离开，逃之夭夭。可他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离开，而是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叩了一头。懂得敬仰，才可下跪，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下。他做这一连串动作时，旁若无人，他不会没看见六七米之遥的这个大活人吧？就在站起之际，他转向我，平和地看了一眼。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好奇心驱使，轻声道：“请问你刚才给河里倒了什么？”“放生鱼。”他懂得汉语。“从哪来的鱼？”“市场买的。”“为什么？”“放生嘛。”“这鱼多少钱？”“27元。”语言多少有些障碍，只能用简短句子。交流几句后，我才明白，放生，是藏族地区的习惯。没有约定，没有规章，只随心愿。这位22岁的名叫多杰的小伙子，家住阿尼玛山那边，在县城皮毛市场打工，心有感动时，收工后就到市场鱼摊买一条鱼，回家时顺道河边放生。今天这条鱼是他当天工资除去午饭后仅剩的27元买来的。

    没上过多少学，却懂得怜悯；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信仰。只要有信仰，人不分种族、民族，都会释放出人性中的良善、慈悲情怀。年轻的多杰，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也送一条鱼回家，多好。我立刻感觉胸前背后温暖厚实。我向多杰竖起大拇指，代替了想说的话。多杰抱拳说：“扎西得勒。”随后跳上台阶，发动摩托车，轰地一声跨上黄河大桥。

    铺满月光的河面上，噼噼啪啪溅起朵朵浪花，鱼儿们在欢腾雀跃呢。兴许，那条放生鱼的亲朋四邻闻讯前来庆贺，一河的浪花正是他们欢喜感恩的鱼语。

    元代赵孟頫诗云：“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但如此美好的情境下，我实在不想，也不愿忆起人类活吃猴脑时猴子的眼泪、活剥貂皮时貂的哀嚎。我祈祷一切的罪愆能获得赦免，人类能在草绳布衣下，珍藏一颗回归善的原点的心。

这晚，母亲河第一弯的月光下，宛似谁放生了我，我放生了谁。

（《散文百家》2014年第八期）

三棵树

李德霞

    丫头的大嫂过门没半年，就吵着闹着要分家。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分就分吧，寡妇娘也没辙。米缸、面缸抬了去，掉了几块漆的红木柜搬了去，圈里的三只羊，一鞭子吆了去。大嫂请来伐木人，要放倒院里的三棵树。三棵树是丫头的爷爷栽下的，两抱粗，上面结了几个喜鹊窝。娘“扑通”跪在地上：“家里没啥东西了，这三棵树，就留给丫头吧……”

    那时，丫头十六岁，在城里读高中，是村里唯一把书读到城里的女孩子。

    星期天，丫头从学校回来，看着空空的土屋和一下子苍老了的娘，丫头抱着树干号啕大哭。

    娘说：“丫头，别上学了，回家跟娘种地吧。种地饿不死人。”

    丫头倔，丫头一抹眼泪说：“偏不，我还要考大学，我丫头说到做到！”

    娘说：“上大学不要钱？”

    丫头说：“我有三棵树，三棵树就是我的钱。”

    丫头真的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家家日子还不宽格，但乡亲们厚道，你三十他三十地把钱送来。丫头不接，一一挡了回去，丫头说：“大叔大婶的情我领了，我不能欠乡亲们太多……”

    娘说：“你不上学了？”

    丫头说：“你甭管，我自有办法。”

    开学前几天，丫头去了村里的德叔家。德叔在农机站当站长，家里开着小卖部，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殷实得多。更重要的是，爹在世时，跟德叔是最要好的弟兄。其实，在丫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德叔就给丫头准备了一千块钱。德叔笑眯眯地说：“钱我可以借给你，但你啥时还我呀？”

    丫头说：“不是借，是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连本带利一块儿还。”

    德叔还想逗逗丫头，德叔说：“银行贷款还讲个财产抵押呢，你拿啥给我做抵押？”

    丫头拉着德叔的手出了屋，用手一指她家院里的三棵树说：“我有三棵树，我就拿三棵树做抵押。”说完，丫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哗哔哗，写了抵押单，交给德叔。

    德叔笑了，笑得满眼都是泪。

    丫头上了大学。上了大学的丫头从来不敢回家。除了舍不得那几块钱的路费，丫头还得自己挣学费，挣生活费。丫头到图书馆帮过工，到饭店洗过碗，啥来钱干啥。有同学问：“你家里没钱供你？”丫头说：“有，我有三棵树……”

    丫头大三时，不得不回家一趟。大哥在一家煤矿挖煤，死于矿难，矿上只给了很少的一点钱，少得离谱。丫头找到矿长，拍着桌子和矿长讲道理。矿长熊了，按规定赔了款。

    拿回赔偿金，大嫂取出两千块，要给丫头。大嫂说：“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丫头妹妹。钱你拿着，你是大学生，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丫头把钱挡回去。丫头说：“我还年轻，吃点苦受点罪是好事。这钱是我大哥拿命换来的，就留着给侄儿上学用……”

    转眼，丫头大学毕业了。那时候，大学生很抢手，是香饽饽，丫头就被分配到市政府上班。领到第一笔工资，丫头田了村。丫头找到德叔，要赎回当年的抵押单。德叔说：“啥抵押单？我早扔了。”丫头吃惊地说：“那……我的三棵衬？”

    像当年丫头拉着德叔一样，德叔拉着丫头的手出了门，用手一指丫头豪的那三棵树说：“三棵树，本来就是你的。”

    丫头要接娘进城。临走时，邻居说：“你娘这一走，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土屋和三棵树不如卖了的好……”

    丫头看着土屋，抚着树干说：“土屋是我的家，三棵树是我的根……我怎么舍得卖啊？留着吧。”

    一晃，几十年过去。土屋已日渐斑驳，倒是那三棵树长得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成了村里的一景。

    前年，有人相中了那三棵树，愿出大价钱要下来。那人打电话给丫头，问丫头愿不愿意卖，被丫头断然拒绝。

    如今，已是副市长的丫头，无论工作多忙，每年都要抽空回村一趟，看看父老乡亲，看看她的三棵树……

（节选自《小说月刊》）

一盆兰花

季明

    老安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山民。

    老安住在大山里，几间石墙、瓦顶的小屋，屋后是绿浪翻滚的千顷竹海，屋前是一池水波荡漾的山间湖泊，竹海的绿浪跌印在湖泊里，把清可见底的湖水，染成一池温润的碧玉。

    老安非常爱这峰青水秀的大山。

    老安也爱花，每当上山采药时，看见喜欢的花草，就挖回来，栽在自家那用竹篱笆圈成的小院里，有杜鹃、茶花、迎春、野玫瑰、山百合……最多的是兰花，老安栽了二十多盆的兰花。因此，一到春天，老安院子里的花，就开得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年春天，省城一位画家到山里写生，路过老安的家时，眼睛倏地被满院五彩缤纷的花点亮，背着画夹，推开篱笆门，走了进去。

    画家陶醉在花香扑鼻的世界里。

    “你也喜欢花？”正在侍弄花草的老安问。

    “是呵。尤其喜爱兰花呢！”画家在那二十多盆兰花前蹲下来，很夸张地吸吸鼻子，仿佛要把花香全都吸进腹中。

    兰花有的已经开了，有的长满嫩绿的花箭，正含苞待放。

    画家忽然问：“老乡，你这花卖不卖？”

    老安憨憨地一笑，说：“卖啥卖？这些花儿不金贵，都是俺在山里挖的，你要是喜欢，尽管拿去！”

    画家掏出钱，说：“一定得给你钱。”

    老安急忙用手挡住，说：“啥钱不钱的，你也太小看俺山里人了！”

    俩人拉扯了半天，最后，画家被老安的朴实所感动，从画夹里取出刚画好的画，说：“我用这幅画换你一盆花，行吗？”

    老安接过画，一看，画的正是他们山乡的风景。

    画家说：“我是个画家，我叫李致宁。”

    画家选了一盆兰花，抱在怀里，欢喜地走了。

    老安不知道这李致宁是何方神圣，把那幅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它究竟好在哪里，便随手扔在桌上。

    没几天，画家从老安那儿抱走一盆兰花的事，传遍了小山村。这天，几个外出打工刚回乡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来找老安。

    一个人说：“老安叔，你被骗啦，那盆兰花肯定非常值钱！”

    “值啥钱？”老安不解地问。

    另一个人说：“我打工的那个城市，一盆兰花最贵卖到五千多块钱呢！”

    “五千多块？”老安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又一个说：“五千多块算啥？在花卉超市里，有一盆兰花，竟然卖了三万块！”

    “三万块？那是啥兰花？”三万块，老安就是卖好些年的草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老安的手快速抖动起来。

    那人来到院子里，仔细地看了看，指着其中的一盆说：“好像就是这样的！”

    画家抱走的正是这种兰花！

    老安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临走时，几个年轻人说：“老安叔，你真傻，一幅破画就骗了你三万块，打水漂啦，响都不响呢！”

    老安的手飞快地抖啊抖，然后，抱起头，蹲在地上。

    半响，老安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狗日的画家！”站起身，冲进屋里，找到那幅画，咬牙切齿地撕了个粉碎。

    又是一年春天，一个来山里游玩的城里人，走进老安的院子。这个人也非常喜爱兰花。

    城里人指着其中的一盆，问：“老乡，这盆兰花卖不卖？”

    老安斜着眼睛，说：“你给啥价？”

    “一百块。”

    老安重重地哼了声，说：“你骗不了俺，这盆少了三万块钱不卖！”

    那人惊叫一声：“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盆兰花，顶多值一百块，真的，我不骗你！卖三万，你脑子有病啊？”

    老安的眼里冒出火星，说：“别以为俺啥都不懂，去年，一个画家就用一幅画骗走了俺的一盆兰花，值三万块哩，狗日的！”

    “画家？叫啥名字？”那人疑惑地问。

    老安想了想，说：“他叫李致宁！”

    那人睁大了眼睛，问：“李致宁？那幅画呢？”

    老安愕然地看着他：“干啥？”

那人急急地说：“如果真是李致宁的画，我给你五万块钱，买下它！”那人知道，李致宁是位著名画家，市场上他的一幅画，最少也值十万块钱。

    “五万块！”老安惊叫一声。

    老安的手又剧烈地抖动起来。

    老安的双手剧烈地抖啊抖……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斑竹村里凤凰舞

惠 敏

麦芒节气之后，我们跟随老杨进入湖北省重点贫困村——斑竹村，老杨在斑竹村驻队已经五年了，口口声声“我们村”，弄得一车人好像都是这里的村民似的，我们倒也乐意，城市待久了，会向往能让胸中裂开，盛得下光辉、雨露、清风流水的田园。

快进村口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桃毛茸茸、密匝匝地垂在枝头，像村姑们刚染的红指甲，随风撒着迷魂散。我们一行人，情绪亢奋，眼睛挂了钩子，馋得慌。活了八百多年的花栎树，伸出千万只绿掌，把影团儿铺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风起，扑扑啦啦，晃晃悠悠，扩展它老迈却旺盛的疆土。

老花栎百米开外，一农舍，一家人。

老杨熟门熟道，黄狗儿凑近摇摇带着黑尖儿的尾巴，盯住我们，它想向上吠，但瞥一眼老杨，又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溜起墙角，远远卧住。房子九成新，红顶白墙，周周正正，朱红防盗大门敞开，立于一侧的女人，所有皮肤都向下松垮垮地坠着，她老了，肩一个高一个低，花布衫挑着，飘荡荡。女人的眼睛已浑浊不清，但在看到老杨时却蓦然涌出一束光来。堂屋里堆满了粮食，麻袋清一水地摞着。女人说，里面是前天才收的麦子，苞谷是去年的，还剩不少，眼看着地里又要拔出新苞谷了，都快没地方放了。

南漳县斑竹村因盛产斑竹而得名，本地有传说，斑竹上的斑纹是王昭君辞别乡亲之泪，是苦泪悲泪，珍贵神奇的很，可一路上却不曾得见，我心中不甘，想寻几株来看。便问女人：“现在哪里能找到斑竹呢？”女人说：“斑竹村里原来是有些个，现在见不到了，只有老林子里有点吧。”说话间，一个少年晃出来，跟我齐头，肤白，几颗黑痣挂在鼻翼四周抢眼，逗号，句号。

男孩叫瑞，几年前差一点辍学，也没少挨过命运的皮鞭。瑞7岁时，为了躲债的父亲一逃了之，母亲出走再嫁，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颤颤巍巍扛起了爹娘的担子。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贫困像一根斑竹狠狠地从他们体内穿堂而过。我问瑞：“你现在大了，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吗？”瑞低头，玩手指。我为我的残酷而后悔，正准备找个开心的话题。瑞忽然抬头：“是穷吧。”他开始盯住墙角一处发呆，若有所思的样子。瑞清瘦言短，此刻，我只觉得他的内心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在往外涌，他的“穷”在屋檐下炸裂延伸，受伤后的他因失血过多而自卑、胆怯，绕着同学们走，躲着人群溜边，父亲的逃避和母亲的放弃早已泥成了一口缸，记忆拼命攒压流出苦水，死死地围住他。他没被淹死，却时常呛水，从7岁到12岁，他一直背着这口缸，拼命地抵抗拒载，缸在路上颠簸，水飞溅出来降落在脸上，男孩成了斑竹，逗号写出12岁之前的篇章，沮丧、苦楚没完没了，这一切在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慢慢画上了句号。瑞从此多了几个爸爸和妈妈：杨伯伯、胡叔叔、谭叔叔、王阿姨。瑞被爸爸妈妈接到家里玩，走出农村去看世界，他们给瑞买书写信，还给他零花钱，空了一起看看星星聊聊天。奶奶不哭了，土坯房变成了大白房，无论冬夏，太阳都会攀上屋前的老花栎，和瑞一起追逐绿油油、金灿灿的未来。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合作社每年的分红收入足够他们画出一个金色的版图，上面种着明天和希望，他们要与它世世相守，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用凤凰作比，自然有来头。我和几个当地的中年汉子树下闲聊。他们说，这儿是宝地，有人看到过凤凰哩。我自然不信，随他们信口自嗨。老杨见我不屑，翻出手机用照片证实，因为拍摄角度巧妙，山棱棱中凤凰、凤头、凤翅、凤爪依稀有形，忽然明白，楚人尊凤，是骨子里的基因，是这里祖祖辈辈的基因，这似乎成了规矩，老杨是楚人，又是“村民”，护着规矩当然再正常不过了。

曾经，斑竹村的年轻人走了，他们在花栎树下出发，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出苦力，挣微薄的养命钱，他们也发誓再不要回到这里，这里瘦弱不堪，濒临窒息，老花栎下的家分明就是整日喉咙里卡住的土疙瘩。如今，精准扶贫让土疙瘩亮了，花了，新了，世代耕种的土疙瘩，疲惫的土疙瘩，衰老的土疙瘩，孤独的土疙瘩早已被姿仪绰约的无限风光惊醒，被村西数百亩各类培育养殖基地唤醒，被村东大大咧咧的光伏发电方阵照醒，被村中簇新的别墅里家人的欢笑暖醒。他们回来了，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掀开一轮一轮火热的生活了。初次走进斑竹村感受里有点点滴滴的痛，更有凤凰涅渠的壮烈和希冀。从古到今，人都在造心，如果说以前村人的心是斑竹，那么现在和未来，只有美玉才配镶嵌他们的心，凤凰才能托起他们的梦。

(有删改)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唉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滚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