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蚂蚁

王富仁

    恐怕每个人的童年都会与蚂蚁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也一样．

    蚂蚁在中国的名声很好。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给我们讲蚂蚁如何勤劳，如何有恒心，待到上了小学，老师则告诉我们蚂蚁有如何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言下之意都是让我们像蚂蚁们学习。好好劳动，遵守纪律，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像蚂蚁一般做人。但奇怪的是，大人们让我们知道蚂蚁有这许多的优点，却似乎并不特别教育我们如何爱美衣，。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特别喜爱他们，因为常见他们随意践踏和毁坏蚂蚁的生命。到了像我一样的儿童身上，蚂蚁的命运可就更惨了。儿童年龄小，力气小，略微大一点的动物都不易去虐待，只有蚂蚁，毫无反抗的能力，是儿童们可以虐待取乐的对象。

    我也是常好虐待蚂蚁的一个，其手段之恶辣，计谋之狡诈，现在想起来真令自己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夏天天热，没处好玩，有时就在大树底下拍蚂蚁取乐。看到一个大蚂蚁窝，便趴在地上，瞪大眼睛，两眼死死的盯住洞口，见有蚂蚁从洞里爬出来，便用手指头一按，把它搦死在洞口。从外面往窝里爬的，我那时是不搦的，似乎觉得它们理应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窝里，爬出来便是犯法，我搦死它们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它们呆在窝儿里吃什么，是不是会亡族灭种，我那时是不及想的，似乎那是蚂蚁自己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有时候，大概出于一种恶毒的动机，还把尿溺在蚂蚁堆，其意不仅仅在于淹死它们，还在于企图臭死它们，毒死他们，因为我认为它们也会像人一样，怕尿之臭和毒的。但这个方法似乎并不灵验。常见它们浑身被尿淋湿之后，仍然爬着到处去寻食，像是毫不为意似的。这反而使我恼怒，好像蚂蚁的这种态度是对我的有意的侮慢。这种心理，大概一些成年人也是有的。这时候，我是对蚂蚁毫不留情的。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去用脚踩、用手搦，把他们碎为齑粉而后罢。用水灌蚂蚁窝也是我喜欢干的事儿。把水一碗的灌下去希望看到它们从窝里仓皇地爬出来，成群结队的外出逃荒。在这时，又似乎觉得它们老老实实的待着窝里是不应该的，与搦蚂蚁的心情大不相同了。

    以上种种乐大蚂蚁的方法，尽管当时做的很认真，但心里并不感到有多大的乐趣。真正让我体验到虐待蚂蚁的乐趣，是在我有了一颗樟脑球之后。

    在那时的农村，樟脑球是很少见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人手里，第一次得到了一颗樟脑球，并且学会了用它戏弄蚂蚁的方法。

    我们把樟脑球叫做臭球，蚂蚁是惧怕它的臭味的。闻到它的臭味，蚂蚁便不再往前爬。如果用臭球在蚂蚁周围画一个圆圈，蚂蚁便只好在圈内打转，怎么也不敢爬出去，直至臭球的臭味消失，他才有可能逃出这个圆圈。但在这时你又可以画一个新的圆圈，让蚂蚁继续在圈里打转。这种戏弄蚂蚁的方法，要比其他的方法好的多了。好就好在你不必费心劳力，只轻轻地在地上划一次，便可以趴在地上看个半天。在这时，你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完全进入一种超脱的心境，仔细的品味和欣赏蚂蚁在困境中的窘态。你在其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而对于蚂蚁又不必有负疚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体验的增加，我对这种以艺术的心境欣赏蚂蚁的痛苦的方法有了新的感受。虽然我儿时虐杀蚂蚁，并没有明显的恶意，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恶作剧而已，但从蚂蚁一方着想，却同样是惨绝人寰的。我常想，假如我是一只蚂蚁，在我刚刚爬出来觅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手指，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就搦死了我，虽然不能称之为幸福，但到底也没有感觉到就死的悲哀；而若有人在我周围用樟脑球画一个圆圈，自己总以为有爬出去的希望，可是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的。这样爬呀爬呀，不断希望着可又不断失望，心灵像落在一架搅拌机中，慢慢的被搅碎、轧烂，这该是何等的痛苦啊！

    尽管对于蚂蚁这样的弱者，你同情与它，它也不知；而对摧残它的，它也是照例不知痛恨。然而，这似乎不能作为强者自我开脱的理由。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良心的利剑

安宁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教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他门下的弟子，也都是精英。为了保证教授的质量，多年前，他就奉行一个原则，即每年只招收一个博士。即便如此，报考他的博士的学生依然是波涛般，今年败了，明年卷土重来。那个叫凡的学生，就是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凡是个少见的有韧性的人，连续报考了三年，均以几分之差屈居第二。第四年，凡又来考。他翻到凡的档案，微微一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凡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个机会。这次，凡的成绩果然高居榜首。但是，就在面试前一天晚上，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按照慣例我们先要照顾一下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况且第二名也不一定比第一名差，明天面试尽可能多考虑再作定论。

    这几句话的含义，他当然明白。每年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左右他的招生视线，他每次都能做到公平。这一次，他有些犹豫，校长为了招生，亲自打电话给他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名的学生和第一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学生有较深的学术功底，校长有意栽培，定是想为学校培养后备力量，当然，该生的家庭背景亦不可小觑。那个连考了四年的凡呢？难道为了一份私心就让处在巨大喜悦中的凡瞬间跌入到冰冷的海底吗？如果开了先例，他以后在学生中的威信将怎样大打折扣？

    那一晚，他枕着这些问题辗转反侧，想到头疼欲裂，依然难以入睡。第二天展起，他打电话给另一个参加面试的教授，得知校长已经给这位教授提前打过招呼了。他知道这次的阻力非同一般，只好希求在面试中第一名的凡能够发挥出色，才能让这些阻力减弱。最后面试的结果，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面试结束后，他与另外几个教授，就究竟是按面试成绩，还是按照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原则最取，好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录取，这是为了照顾校长面子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他在据理力争下，勉强接受这一方式。在预料中，他一直想要招为弟子的凡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终被PK下去。

从那时起，他开始被一种奇怪的愧疚和不安折磨着。严重到每每看到这个被招收的学生，就会想起凡，想起他在面试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想起他挤在人群里看见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失落和哀伤；想起他看到自己走过来时，扭头走开去的尴尬。那一年，他比任何人都要盼望着下一届招生的到来，他想只要凡通过考试，无论如何，他都会将他招到门下，以此弥补曾有的过失。

    但是，凡在那一年没有报名。他在惶惑里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凡依然没有来。他终于知道那一次的错误将凡的自信和坚韧彻底地击垮了。这个醉心于学术的学生或许此后再也不会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了。而他，原本可以无视权威，无视其他专家的意见，将凡领入向往的芳香之旅的。

    他在其后的两年里，面容倦怠，神思忧惚，常常在登上讲台看到学生的时候，将要讲的内容统统忘掉。走路也蹒跚起来，不过63岁的人有了83岁的老者才有的无法收拾的衰颓和溃败。许多人以为他身体不好，劝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慌乱地找理由推掉。他的记忆力迅速地减退，却无法忘记凡转身时那淡漠的眼神，它像一把利剑，冰冷地插入他的胸膛。而他的良心却把那把剑推得更深，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

他花费很长时间，通过很多人，辗转找到凡的电话。电话接起的一刻，他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便开口道：凡，你今年一定要来报考我的博士，只要你分数过了，我保证一定让你顺利录取。而在听到凡的应答后，他立刻挂断电话，好像稍微晚一秒，凡就会改变主意。

    凡终于在四年后成为了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在凡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他没有告诉过凡，在那四年里，他曾与良心的利剑，进行了一场艰难痛苦的斗争，最终，心力交瘁的他向这把无形的利剑举手投降。

    凡自始至终不知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也没有告诉导师，其实自已从来没有怨很过他，是他那一年觉得累了才放弃继续考试。当他接到导师电话的那一刻，心底充溢的，除了巨大的惊喜和感激，再没有其他。而这位让我始终敬仰的教授，在安详地闭眼离去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人不知道的东西，时间与良心的利剑，却会清晰地记得。

浣衣母①

废名

①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出之后，这条街上，每到散在门口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年老的婆子们，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地聚成许多小堆，诧异、叹惜而又有点愉快地摆着头：“从哪里说起！”

②李妈今年五十岁。祖父们常说李妈曾经住过高大的瓦屋，李妈的李爷，是一个酒鬼。当李妈还年轻，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李爷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留给李妈的是两个哥儿，一个驼背姑娘，另外便是一间茅草房。

③这间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土坡上，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还小，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饱了。太太们也不像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总是很客气地留着，非待用过饭，不让回去。

④城里太太们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妈妈出城游玩一两趟，后来也舍不得这新辟的自由世界了。李妈的荷包，从没有空过，加以善于鉴别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母亲们更是放心。太太们的姑娘，吃过晚饭，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妈在河的上游阳光射不到的地方寻觅最是清流的一角——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慈爱地张视她们。她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显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得许多责备了。

⑤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卖柴的乡人卸下担子在桥头一棵杨柳树下乘凉，时常意外地得到李妈的一大杯凉茶，他们渐渐也带点自己田地里产出的豌豆、芋头之类作报酬。

⑥李妈的哥儿长大了，酒鬼父亲的模样，一个终于死了，那一个逃到什么地方当兵去了。

⑦守城的兵士，渐渐同李妈认识，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从别处讹索来的蔬菜同鱼肉，都拿到李妈家，自己烹煮，客一般地款待李妈。衣服请李妈洗，有点破敝的地方，又很顽皮地要求缝补。李妈的柴木快要烧完了，趁着李妈不在家，站在桥头勒买几担，李妈回来，很窘地叫怨，他们便一溜烟跑了。李妈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们跑，随又默默地坐在板凳上了。

⑧李妈的不可挽救的命运到了——驼背姑娘死了。这小小的死，牵动了全城来吊唁：祖父们从门口，小孩们从壁缝；太太用食点，同行当的婆子用哀词。李妈只是沉沉地想，抬头的勇气，大约也没有了。

⑨今年夏天来了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岁上下，背地里时常奇怪李妈的哥儿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在李妈门口树荫下设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跟李妈商量。自然，李妈是无有不行方便的。

⑩人们不像从前吝惜了，用的是双铜子，每碗掏两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钱，除偿茶叶同柴炭，可以赚米半升。那汉子苦央着李妈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还是跪！”李妈也就过着未曾经历过的安逸了。王妈带着孙儿来谈天：“老天的好缘法！”李妈也赔笑，然而不像王妈笑得自然。

⑪谣言轰动了全城，都说是王妈亲眼撞见的。王妈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讲过，三太太最是爱护李妈的，而且是本家！”李妈这几日来往三太太很密，反复说着：“人很好，比我大儿子只大四岁。……唉，享不到自己儿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无精打采地答着。李妈也只有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⑫姑娘们美丽而轻便的衣篮，好久没有放在李妈的茅草房当前。年轻的母亲们，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门口面店的小家伙，同驴子贪恋河边的青草一样，时时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妈似乎看不见这爬来爬去的小虫，荷包里虽然有铜子，糖果是不再买的了。

⑬那汉子不能不走。这样，李妈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她的逃到什么地方的儿子，倘若他没有吃子弹，倘若他的脾气改过来。

（有删改）

【注释】①本文写于1923年8月。

山地回忆

孙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一块石头上，砸开冰口， 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 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

“你怎么骂人?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 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 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 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的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  了我们的饭，还漱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 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也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 ”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那是讲卫生吗？ ”她 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 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 ”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 会悲观的。 ”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 ”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

“说什么? ”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 ”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 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 ”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 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

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 你的光吗? ”

“怎么沾了我的光? ”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 月，赚了多少钱? ”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

“够干什么了? ”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 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 累得浑身 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 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 口那个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 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 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选自 1949 年 12 月《白洋淀纪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