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

(美国)雷蒙德·卡弗

    他第一次注意到那位年轻女孩时，他正在出售机票的柜台边等候。她光亮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那男人想象它放下来披散在她小小的背后的样子——并在穿着皮衣的肩上，挂着一个沉重的黑皮包。他设法一睹她的面容——她排在他前面——但直到她买好票，转身离去时，他才见识了她的美貌，她脸色苍白、双眸漆黑、嘴唇丰满，她的美使他心跳加快。她似乎知道他在瞪着她看，所以突然将目光下移。航空公司职员打断了他。那男人只好不再看——他猜她大概二十五岁吧——买了一张到东部某城市二等舱的往返票。他的飞机一小时后起飞，为了赶时间，他走进机场的一间鸡尾酒吧，点了一份加水威土忌，然后一边啜着酒，一边看着候机室川流不息的人潮，其中有不少他认为还是待字闺中的美丽少女，穿着流行杂志上的服饰。后来，他又看见了那个穿皮衣的黑发少女，正站在服务台附近，和另一名穿着滚灰毛巾边外套的金发少女谈得很入神。他很想在她搭机飞往她要去的地方之前，吸引她的注意，好请她一起喝杯酒，但他又想，即使她朝他这边看，酒吧间的阴影可能也很难让她看见他。过了一下子，她们两个分手了，但没有一个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叫了第二杯加水威土忌。下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正准备买本杂志在飞机上看，他觉得有人挤着他。起初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这么挨近他，但一看到是谁以后，便露出了笑容。

    “生意真好。”

    他说。她抬头看看他——她脸红了吗？——她嘴角泛上一抹怪异的笑，稍纵即逝。她从他身边移开，走入候机室的人潮中。那男人拿着杂志站在柜台边，伸手去掏后面口袋的皮夹时，发现皮夹不见了。我会是在哪儿掉了呢？他想。他脑中开始列出皮夹中的东西：信用卡、 现金、会员员卡和身份证件。他的胃中翻搅着类似害怕的情绪。那女子那么靠近我，他这么想，并且立刻想到了是她扒走了他的皮夹。他该怎么办？他的机票还在，安稳地放在西装里面的口袋——他伸手进去摸一下那个信封，确定还在。他可以搭这班飞机，抵达目的地后，打个电话叫人来接他——因为他连搭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然后处理完事情，再回家。但是现在，他必须得先处理一下遗失的信用卡——打电话回家，叫他太太从书桌的最上面一个抽屉里找出电话号码，再打电话与各个公司联系——好麻烦啊，这整件事简直令人窒息。他该怎么办？首先：找个警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描述那名年轻女子的样子。她真该死，他想，她装出注意到他的样子，站得靠他那么近，还在他说话时，脸红得那么漂亮——这一切竟然只是为了扒他的钱。她的脸红并不是害羞，而是担心被识破，这点最令他受不了。该死的骗人的动物。他将对警察隐瞒一些细节，只告诉他她做了什么，皮夹里有些什么东西。他咬紧牙根，他可能再也看不到那个皮夹了。那黑发女子再度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时，他吓了一跳，而又非常高兴，考虑着是不是应该就近告诉站在X光机附近的警卫。她背对着候机室前面的窗户坐着，计程车和私家车在她身后逐渐聚拢的暮色中缓缓移动。她似乎正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她旁边有个空位，于是那男人走过去坐下。

    “我一直在找你。” 他说。

    她看着他，一点儿都不认得他的样子。

    “我不认识你。” 她说。

    “你当然认识。”

    她叹了口气。把书摆到一边。“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像捡抬迷途的动物一样捡女孩子吗？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扒走了我的皮夹。” 他说，并且为他用了“扒走”这个字而沾沾自喜，认为比偷、窃，甚至抢字，更口语化。

    “你说什么？” 那女子说。

    “我知道你做了——在杂志摊那边。如果你把它交还给我，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她神色凝重地端详他。“好吧。”她说，然后从她腿上的黑包包里拿出一个皮夹。

    他接过来。“等一下，” 他说，“这不是我的。”

    那女子跑了，他在后面追，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旁观的人四散躲避，那女孩闪来躲去，以免撞到人，他沉重的呼吸声提醒他，他已经老了——后来，他忽然听见后面有个女人在叫：“站住，小偷！抓住那个人！”他前面那个黑个黑发女子不见了，这时有个穿海军军装的年轻女子伸脚绊倒他，他重重地摔了一跤，膝盖和手肘都重跌在候机室的瓷砖地板上，但还是紧紧抓住那个不是他的皮夹。那是个女用皮夹，里面塞满了钱以及各种信用卡，而皮夹的主人是那个穿着滚毛边外套的金发女郎——那个稍早前他看见和黑头发的女扒手说话的女人。她也是气喘吁吁的，身边还有个警察。

    “就是他，” 金发女郎说，“他扒走了我的皮夹。”

    而他却无法向警察证明身份。两个星期后——困窘和愤怒己渐平息，家庭律师的钱也付了，家中的混乱也恢复了——早上的一个邮包寄回来了那个皮夹，没有附带任何解释。皮夹原封不动，钱一毛不少，所有的证件也都在。虽然事情过去了，那男人觉得他的后半辈子，看到警察都会不自在，在女人面前都会觉得羞愧。

想象与写实

朱光潜

    对于想象与写实这个理论上的争执不能不提出一谈，因为它不仅有关于写作基本态度上的区别，而且涉及对于文艺本质的认识。

    在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风靡一时，它反抗前世纪假古典主义过于崇拜理智的倾向，特提出“情感”与“想象”两大口号。浪漫主义作者坚信文艺必须表现情感，而表现情感必借想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与想象对立的是理智；想象须超过理智，打破形式逻辑与现实的限制，任情感的指使。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文学界起了一个大反动，继起的写实主义咒骂主观的想象情感。写实作家的信条在消极方面是不任主观，不动情感，不凭空想；在积极方面是尽量寻求实际人生经验，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搜集“证据”，写自己知道最清楚的，愈忠实愈好。

    如果就文艺本质作无偏无颇的探讨，我们应该知道，凡是真正的文艺作品都必须同时是写实的与想象的。理由很简单，凡是艺术创造都是旧经验的新综合。唯其是旧经验，所以读者可各凭经验去了解；唯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的创造，每个作家的特殊心裁。想象决不能不根据经验，神鬼和天堂地狱虽然都是想象的，可也都是根据人和现实想象出来的，神鬼都像人一样有四肢五官，能思想能行动，天堂地狱都像现世一样有时间空间和摆布在时空中的事事物物，如宫殿楼阁饮食男女之类。一切艺术的想象都可以作如是观。至于经验——写实派所谓“证据”——本身不能成为艺术，它必须透过作者的头脑，在那里引起一番意匠经营，一番选择与安排，一番想象，然后才能产生作品。人生经验如果要形成艺术作品，必经心灵熔铸。从艺术观点看，这熔铸的功夫比经验还更重要千百倍，因为经验人人都有，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他的经验成为艺术家。许多只信“证据”而不信“想象”的人为着要产生作品，钻进许多偏僻的角落里讨论实际生活，实际生活算是讨到手了，可作品仍是杳无踪影；这正如许多书蠹读过成千上万的书，自己却无能力写出一本称得上文艺作品的书。

    中国文学理论家向来注重“境界”二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造境”和“写境”的区别，认为“造境”即“理想”（即“想象”），“写境”即“写实”。文艺的难事在造境，凡是人物性格事变原委等等都要借境界才能显出。境界就是情景交融事理相契的独立自足的世界，它的真实性就在于它的融贯整一，它的完美。“完”与“美”是不能分开的，这世界当然要反映人生自然，但是也必须是人生自然经过重新整理。大约文艺家对于人生自然必须经过三种阶段。首先他必须跳进里面生活过，才能透懂其中甘苦；其次他必须跳到外面观照过，才能认清它的形象；经过这样的主观的尝受和客观的玩索以后，最后他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加以整理，整理之后，生糙的人生自然才变成艺术的融贯整一的境界。写实主义所侧重的是第一阶段，理想主义所侧重的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阶段都是不可偏废的。

（有删改）

吃过了吧

童树海

    陈春的父亲老了，可他偏要一个人住在乡下，说是离不开老家的绿水青山，更离不开老家的老邻居们。可陈春哪放得下心，在陈春的再三请求之下，父亲终于进城来了。

    自打父亲进城后陈春还是很孝顺的，能推的应酬一律推掉，只要能抽得出时间，就陪父亲下棋、散步、喝茶、聊天，可是最近他却因此有了些烦恼。

    无论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小区散步，只要见到人，尽管素昧平生，父亲总会笑眯眯地问上一句：“吃过了吧？”而对方听后一脸茫然，或者面无表情地昂着头扬长而去，甚至还有人面露鄙夷之色。

    这样的遭遇一多，陈春便有些尴尬了，趁没人时低声说道：“爸，以后不要认不认识的都打招呼，咱老家兴这个，可城里人不兴的……”

    父亲一直乐呵呵的，好像根本没觉察到人家的冷漠，还反驳说：“儿子，你怎么知道城里人不兴这个？再说了，即使他们不兴这个，我主动打招呼总不是坏事吧？城里人不是讲礼貌吗，我这就是讲礼貌，不对吗？”

    陈春听了苦笑一声，父亲老了，多年的生活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了，慢慢来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陈春发现他不仅没能改变父亲，事态的发展反而出乎意料……

    这天黄昏，陈春照例陪父亲在小区花园里散步。正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人，神色严肃、不怒自威，一身名牌西装十分得体，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陈春记得父亲曾经向他问好，当然了，人家的反应是一脸漠然，好像根本没听到。就在这时父亲就像遇见自家亲戚似的笑吟吟地又开口了：“他大哥，吃过晚饭了吧？”

    令陈春暗吃一惊的是，那“西装大哥”竟然破天荒地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然后语调不太自然地说：“吃过了，这个——你也吃过了吧？”

    再往后事态的发展越发奇怪：给父亲报以笑容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回以问候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自然。最令陈春感到惊讶的是胖大婶。

    胖大婶跟陈春有过过节。有一次，陈春正散步，一只小狗忽然蹿出来，“哇呜”一声扑向陈春，吓得陈春忙不迭地一跳，腿没咬伤，可裤管给撕扯坏了。

    这时小狗的主人，也就是那位胖大婶过来了，陈春没让她赔裤子，只是说了一句：“把小狗拴好。”谁知引得胖大婶大怒道：“你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跟小狗一般见识呢？你是人，它是牲畜，知不知道？”一句话把陈春噎得无语，跟这样的人真是无法沟通了。从此以后，陈春见着胖大婶便“目中无人”，而胖大婶同样当他透明。

    父亲每次见了胖大婶都打招呼，不出所料，胖大婶每次总是从鼻子里哼一声，一脸不屑地走开。

    可这一天情况有了变化，当父亲再次一脸笑意地问胖大婶吃过没有时，大婶竞回了一句：“吃过了吃过了，他大哥，你也吃过了吧？”

    陈春听完发了半天愣。

    不久后，父亲要回老家了，陈春怎么留也留不住，因为种瓜种豆的季节到了，父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不睬土地，那它也什么都不给你。就这么简单。”

    父亲回老家后，陈春便独自散步。一位大爷见着陈春就问道：“小伙子，你爸呢？”

    陈春忙停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父亲暂时回了老家，大爷听了点点头，又笑着一竖大拇指，说：“你爸是个好人，你也不错，对你爸特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陈春听了，一时间心潮起伏，继续往前走时，对面走来那位“西装大哥”，还离着老远，“西装大哥”就一脸友善地问道：“你好，你爸呢？”

    陈春忙回答：“你好你好，我爸回乡下了。”

    话一出口，陈春心里舒坦极了，原来问候陌生人并不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当有一天遇见牵着小狗的胖大婶时，陈春发觉自个儿说话顺溜极了，简直是脱口而出：“你好，遛狗呢？”

    胖大婶笑道：“是啊，你好！对了，你爸呢？好长时间不见他了，去哪儿了？怪想他的。”

    再然后，陈春发觉小区里的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见面板着脸了，而是挂着友善的笑，试探着互相问候起来。

    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父亲说的一点没错。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

滚烫的土地

阎秀丽

秋阳很毒，像针，扎在爹的脊背上。

娘抬头看了看天，说：“歇一会儿吧，这日头忒毒，晒得人脱层皮。”

爹没有言语，只是把镐头抢得更高了些，然后再使劲儿地落下。坚硬的山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蹦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几块细碎的土坷垃蹦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娘便生了气，叨咕着说：“非得刨那点儿地，不知道能种几粒粮食！”

爹回了头，擦了把汗，眼睛一横，说：“你懂啥，这片小山包荒着也是荒着，我刨出来就能有用，要不种地，要不栽几棵树，咋了！”

娘说：“咱家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你费那大劲儿刨这点儿地有啥用！乐意干你干！”

我在旁边看了看爹，娘能扔镐头耍脾气，我可不敢。爹那火爆脾气，不敢拿我娘撇气，要是有个不小心，那火准定得烧到我身上。

爹头也没抬，只是把手里的镐头更加用力地刨下去。

我心里是极不愿意爹到处“开荒”的行为，但是我不敢反抗。

爹的工作在县上，机关里一个科室的科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公家人”。

周六回家，爹换上一身旧衣裳，扛了镐头就往山里走，娘阻拦不住。村里人也说，不值当，吃公家饭的，还差那点儿地？正儿八经的庄稼人都没人弄。

为这，爹和娘吵了一架。

娘没有去地里，爹也没有喊我，一个人扛着镐头下了地。

娘并没有想象的清闲，反而在家里走来走去。把地扫了一遍又一遍，屋里的那几件简陋的家具，也被娘擦得泛了光，映着娘有些魂不守舍的神情，并且时不时地扒着后门，一遍又一遍地望着爹去干活的山沟沟。

我心想，再怎么望，也看不到那个小山包，何况是一个人。到了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娘让我去地里看看，喊爹回来吃饭。我有些不情愿，又不敢违拗娘的意思，只能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悬在正空，不知名的虫儿有气无力地嘶鸣着，连风都是热的。我心里暗暗气着，这么热的天，不好好在家待着，拐带得我也跟着遭罪，刨了那点儿山边子，还能富了？

气归气，还得去，这么热的天，爹要是中暑了，那可就糟了。

我到了山沟处，远远地就看见爹抡着镐头，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镐头落下的时候。他的身体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站起身抡镐头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后仰着，和手里的镐头成了一个别样的剪影，像一棵山崖上虬枝百结的老松。阳光从他的背上洒下来，在爹重复的动作里，纷纷地跳跃不停。

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到爹的跟前，喊了一声，把手里的一瓶水递给他。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咕哪咕嘟”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喝了个干干净净，嘟囔出一句话：“这天，真要命，咦？你咋来了？”“娘让你回去吃饭。”

“不急，我先把这块儿刨完了再回。”

我靠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懒洋洋地看着两只蚂蚁爬来爬去。爹抹了一把嘴，又拿起了那把镐头。

“别刨了，就那点儿山边子地，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来。”放羊的张老歪抱着一个鞭子，从山的另一边赶着羊群过来，蹲在离我爹不远的一块石头上说。

“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地是通人性的，你懒了，地也懒了；你勤了，地就勤，它不亏待你，你得信得着这儿。”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心里装着啥，地上就长啥。”

张老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话虽在理，不过你看，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那几块地都撂荒了，你还开荒！你信不信，等将来你不在了，刨出来的地还得撂荒，图个啥！”

“人哪，是地养着呢，就是死了，也得埋在地里，还能给你悬到半空去？人不在了，地还在，人活在地里呢。他们还能在外漂泊一辈子？早晚得回来，这里是根儿！”

张老歪没有说话，看着天空上的几朵白云，嘴里嚼着一根草叶子，半晌说了句：“这人养地不假，还没听说地养人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爹站直身子，手里拄着镐头说，“一百年这样，一千年也这样，哪块土地上都有人。咱们不在了，埋在这里，有魂在这儿呢，种上一棵树，树吸收着咱们的营养，越长越大，开花结果，谁说咱们就没了？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不就是地养人吗？”

“儿子说要接我去城里享福，恐怕我老了那天也回不来喽。”张老歪的神色似乎有些黯然地说，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把羊惊得回头冲着他“咩咩”地叫了几声。

“那你就去呗。”

“要不我能去哪儿？”张老歪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去追跑散的羊去了，“你脚下瓷实，刨吧，我的脚底下可就空喽……”

风里隐隐传来张老歪的话，瞬间就被阳光炙烤得没了踪影。

爹没说话，低下头，看着脚下褐色的土地，又把镐头高高地抡起。

爹和镐头已经浑然一体 ， 山野间回响着镐头撞击大地的闷响。爹的身影紧紧贴服着大地，浑然一体 ， 像大地上移动的图腾。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我久久地站着，看了一眼娘，又看了看爹的背影。

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那股热气源源不断地传入我的四肢百骸，让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

我走过去，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也像爹一样，将镐头高高地抡起。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