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魂

王海群

    夕阳西下，晚风渐起。

    乌蟒河缓缓地流，“半江瑟瑟半江红”。

    河对岸静泊着水泥船，岸上还是低矮的小茅棚，它们的主人还是艄公何大伯吗?

    何大伯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当年我和母亲去外婆家，搭的就是他的船。我和同船玩闹的另一个孩子都落水了。何大伯跳下水，救起了我，另一个孩子却让激流永远地卷走了。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小驹儿呀……

    何大伯，今天我看你来了。

    可是，我却怕何大伯认出我来。

    一个老者走出了小茅棚，望望对岸。船过来了。是何大伯!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他老了，背弯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两只眼睛失去了神采，表情是那样的漠然。深深的愧疚压着我的心，假如他的驹儿不被激流卷走，假如他的第二个儿子还在他身边……

    何大伯看了我一眼，扭过头，说了声：“上船吧，同志。”

    难道他真不认识我了?我工作了，成了一名年轻的法官，已有9年没来看他了。不认识也好，哦，不，也许怪我没先叫他，可是……

    上了船，他只是摇桨，默不作声，我打破了宁静，说：“今天没什么风浪嘛，老人家。”“有风浪也不怕，撑船的怕什么风浪?”声音沙哑，却带着当年的豪气。

    船到河心，夕阳已落，河水一片混沌。“这水比以前浑多了。”我说。

    “清水也好，浑水也好，只要有船，就能渡人。”何大伯接过我的话，眼睛却不看我，只是摇桨。“还要有像你这样的老艄公才行啊。”我说。

    “不行，老喽。再干6年，我小儿子白龙回来啦，就交给他。”

    他说得那样平静，我的心却提上嗓子眼，不敢看他。

    船到岸边，我身上没零钱，只好掏出一张百元钞给他。

    “怎么，用大票子吓我?”他露出一丝笑意。

    他边点钱边说：“现在我烟酒都断了。等儿子回来，我想买条新船。”

    “买条新船好啊。”我说。“只是，我看，光靠我这条船不行啊。”大伯叹了口气：“别看我老了，但还看得清。你看，有些伢仔整天不务正业，偷吃扒拿，就是不上过日子这条船；有的当干部，不但不吃苦在前，还多吃多拿，坑害百姓，不给政府撑好船。最叫我憋气的是政府要法办，让他们吃点苦，受点教育，家里还护着，请客送礼，替他们开脱。要我说，没有政府这条大船，老百姓的一河清水就让他们搅浑了，迟早他们把自己给呛死。”

    我边听边点头赞许。何大伯，你或许不知道，你的小儿子白龙的案子就是我判的啊。20年前，你为了救我失去了大儿子驹儿，可是后来，我却没给你的小儿子白龙留一点情面…

    “你看，天不早了，快回去吧，我这人瞎啰嗦。”

    我百感交集下了船。回望对岸又有人朝河边走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复又上船，“老人家，我想帮你摆一次渡。”

    老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抓过竹篙，一头抵向岸边。

    一双手，一双厚实、温暖的手死死地捂住了我拿竹篙的手。

    我扭头看他，他却侧脸，目光投向了远方浩渺苍茫的水面，嘴中嗫嚅着什么……

紫貂

乔迁

    猎貂，主猎紫貂。紫貂，俗名大叶子，毛皮珍贵。用紫貂皮制成的裘装，得风则暖，着水不濡，点雪即消。满清王朝规定：非皇室与二品以上王公大臣不得着貂皮。

    据说，老辈人猎貂，为使貂皮无损，在风雪天赤身裸体躺在有紫貂的山里。紫貂心善，常以体覆盖冰冻主人，使其暖，便被捉。只是，十人捉貂，常十人不得生还。

    三皮把脸贴在母亲的胸膛，一股凉意立即从他的脸皮传到心里，便禁不住心颤了一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随着凉意而来的，还有母亲胸腔里那如风匣一般的呼嗒声。

    老中医的话在三皮耳畔响起：这病，有张貂皮暖着就好了。

    三皮起身去了猎人四爷家。

    四爷望着下了决心要去猎貂的三皮，缓缓地从身后拽出一坛陈年老酒来，起了封皮，一股浓烈的酒香立刻溢满屋子。闻着酒香，三皮身子就暖暖的了。四爷把酒递给三皮说：“喝了吧！能顶一阵子的。”

    三皮喝了酒，就去了红马山。四爷找到三皮时，三皮都冻僵了，可僵了的三皮没有死，嘴里一口一口地呼着白气呢！一只紫貂像一张小毯子似的把三皮的胸口捂个严严实实。

    四爷把把三皮背了回来。

    三皮醒过来，看到了母亲的眼泪和贴在母亲胸口的紫貂皮。三皮说：“紫貂也疼咱母亲呢！”

    四爷说：“是紫貂知道你有孝心呢！”

    日军占领东北，各地抗联勇击日寇。

    一日，一抗联小分队路过，小住。三皮在四爷家里见到抗联队长不住捶腰，嘴里咝咝痛苦呻吟，一问得知，因天寒地冻腰处枪伤疼痛。

    三皮便对四爷说：“给我坛陈年老酒吧！”

    四爷含泪而起，亲自斟酒给三皮。

    三皮顶着风雪上了山。

    四爷寻上山来，远远便看见了三皮，惊奇万分，感叹不已。躺在雪地上的三皮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貂毯，从头到脚，只留下两个鼻孔出气，数不清多少只紫貂卧在三皮身上……

    四爷热泪长叹：“仁心呢！”

    三皮参加了抗联。

    参加了抗联的三皮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虏。

    三皮经不住日军的诱惑，成了汉奸。

    汉奸三皮领着日军找到了抗联小分队的营地，上百条铮铮不屈的汉子血洒黑土。

    清理抗联物品的时候，日军少佐发现了抗联队长腰间的紫貂皮，惊喜地扯下来。一看，却有四五个枪眼，可惜的哇哇直叫。

    三皮过来，谄笑着，吹嘘说道：“这还是我猎到的呢……”

    少佐目露神采，寒光闪闪的战刀一指三皮：“你的，再猎一只给我。”

    三皮惊出了一身冷汗。望着寒光闪闪的战刀，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脱光了衣衫。

    四爷在山上发现了死去多日、冻得硬邦邦、光条条的三皮。

    四爷来到三皮跟前，看到三皮胸口处有个碗大的洞。四爷往里面看了看，里面没有了心，早让紫貂掏吃了。

十八岁的电影

    清明节又到了，坐在家里，一阵落寞，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十八岁的电影。

    十八岁那年，我在陈城读高中。离开了家，就像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了束缚。那时，接触了一帮子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时不时地打个小架、谈个恋爱，成绩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日子过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蹲在铁道边抽烟，你一言我一语地胡喷大侃，正巧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当时他戴着大檐帽，车后座带了一壶油。我想坏了，烟在手里也扔不及了。可是父亲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停留，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父亲开始肚子疼痛，头冒冷汗，他舍不得去医院，因为那需要一大笔开销，就自己去药店拿点止疼片吃，日子久了，病情就加重了。他自己偷偷跑到医院，拍个片子，医生一看，纷纷咬耳朵，父亲就知道坏了，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病情：胃癌晚期。

    在市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转到了省医院，每天都是挂吊针、喝中药。有时候我妈陪着，有时候就他自己。我决定逃学去省城看望他。

    到了医院，他正躺在病床上，面黄肌瘦，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看到我来了，他很吃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就是想来看看你。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他那天下午精神很好，慢慢地坐了起来，和我聊他以前经历的事情，讲我小时候如何调皮，讲他年轻的时候如何追我母亲，还和我讲如何做人。最后，他让我帮他换上新衣服，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3排的5号和6号，电影开始之前，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愣住了，没有敢接。他说，抽吧。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却并没有点着。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一直到现在。

    那天放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讲述的是一个老邮差退休后儿子第一天接替自己工作引出来的故事。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长年在其左右的忠实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

    起初，父子两人因为长期隔膜只默默走路，渐渐地，通过与不同村民尤其一个漂亮女孩的接触，两人渐渐打开话匣，对彼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秀美如画的风景中，儿子慢慢明白了父亲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也明白了父亲深沉的爱，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他二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影片里最让人动情的场景，应该是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那一段吧。儿子对父亲说，你背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应该我背你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子，就那样湿了眼睛。我承认，我也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电影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外面刮起了风，很冷，父亲显得很疲惫。我说，爸爸，我背你走吧。他没有说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了我的身上。我背起父亲慢慢地往医院走，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生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父亲的身子已经很瘦削，我感觉好轻，好轻。父亲的双手耷拉在我的耳边，一晃一晃的，是那样的无力。父亲伏在我的背上睡着了，我走得很慢，很慢，好像我背上背的就是整个世界。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要回去了，父亲去送我。在火车站，他站在风里面，目送我上火车，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从火车站买的小糕点递给了我，示意我路上吃。

    一个月后，父亲病重，在医院里去世，享年49 岁。当父亲的遗体运到家里时，我竟然没有了泪水，只是久久地跪在父亲身边。

    如今我已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新生入学，我都要给学生放《那人那山那狗》，学生们看得很认真、很动情，慢慢地就能听到不少学生轻微的啜泣声。我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让我的思绪像风筝一样，离开教室，飞到家乡的大平原，飞到父亲身边……

——摘自《2014 年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寻找目击证人

陈凤群

    “警察同志，我被打劫了！”女人一进门，便抛过来一句话。

    女人瑟瑟地坐到我的面前，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盛满遭劫的惊觫。“我挣脱时被剐了一刀！”女人撸起衣袖，给我看她手臂上的刀伤。伤口有一指多长，红红的划痕血迹斑斑。处理好伤口，女人断断续续讲述了遭劫的过程。

    女人是附近梅园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工人，这晚临时加班，九点钟下班行至福惠路时被一个蒙面歹徒洗劫了。

    从警校毕业来到这个五里岗警区工作三个月了，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单报案，心里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三个月来天天在警区猫着，都快把我憋疯了。录完口供后，我跟女人要了联系电话，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急匆匆赶到案发地点勘察现场。

    这是一个城乡接合部地段。女人上个月才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在洛城租了房子，每天往返园区和出租屋之间。女人说福惠路偏僻，晚上过了九点就很少人走动了。园区晚上极少加班，没想这次临时加班就出事了。我来回巡视着路面，脑海跳动着女人说的这些话，试图发现什么遗漏。几个来回后，我失望了。这条一百来米长的路在路灯下一览无遗，根本找不到女人说的挣扎中被歹徒扯断的白色珍珠项链。我很懊恼，望着一览无遗的路面，我的心渐渐收紧了。警区是“治安模范警区”，何况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得拿出成绩让大伙瞧瞧啊！

    只有寻找目击证人了。女人说那晚只她一人，但园区门前驻扎着流动商贩，不少员工下班后喜欢往小摊跑，说不定就有目击者。

    次日一早，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跟各厂区厂长沟通案情。

    听了我的汇报，厂长们神色凝重，说马上召开员工大会，寻找目击证人。

    很快，信息反馈回来了。整个园区两千多名员工，竟然没有一名员工注意到那晚有人打劫！

    工业园区没有目击者，我把目标转向福惠路一带的住户。苍茫夜色，说不定哪扇窗有双眼睛无意间就瞥见了打劫。

    四十五户走下来，已经十二点了，夜沉沉。我的心情也沉得如这黑黢黢的夜空，别提有多气馁了。女人遭劫的时间正是万家灯火时，然而这四十五户人家都说不知道，没看见。

    从住宅区寻找目击证人没指望了，我唯有在这个被打劫的女人身上寻找线索了。第二天，我翻出女人的口供，反反复复地听，希望能捕捉到被我疏忽的哪个细枝末节。可是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也没发现蛛丝马迹。我找来女人的手机号码打过去，女人关机了。我一个电话拨到女人就职的制衣厂，被告知女人没来上班。一个问号在心里扩大，我坐不住了，决定上女人出租屋一趟。

    房东听了我的来历后告诉我女人半小时前就退租了，说女人到洛城公墓去了。

    女人对我的到来很平静，燃尽最后一张冥钱后，女人开口了：“里面的人是我丈夫。五年前，丈夫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一天晚上，丈夫到福惠路散步遇上了打劫，一个蒙面歹徒劫持了两名女工。丈夫和歹徒搏斗，歹徒捅了丈夫一刀。等到工友们赶来时，丈夫已经不行了。每年的清明我都要不远万里赶来给丈夫上一炷香。第一年，坟前摆了很多花。我知道是丈夫生前帮助过的工友和那两名女工来过。第二年，坟前的鲜花零零星星的。我想是那两名女工献祭的吧。第三年，坟前没有花。我想大家都很忙吧，抽不出时间。第四年，坟前没有花。第五年，坟前没有花。长眠异乡，一年到头，丈夫该多么孤单啊！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问了许多员工，竟然没有人知道五年前发生的打劫的事，于是我导演了这场打劫，希望唤起一些人的记忆，可是情形让我失望了。”

    看着女人美丽的大眼睛泪光莹动，我说：“你走吧，回去好好生活！”

    “你知道我被打劫那天是什么日子吗？是感──恩──节——”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