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张翎

    母亲要来多伦多探亲，苏伟请了半天假，在家收拾房间。关于母亲的住处，苏伟两口子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

    苏伟觉得母亲的眼睛不好，怕上下楼梯摔跤，应该住在楼下进门的那间房。晓烨说楼下这间房是她的办公室，先不提办公桌搬起来极是笨重，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重新布线，也要费老事。两人争执了半天，结果是苏伟的意见胜出。苏伟的意见胜出，是因为苏伟的一句话。苏伟说母亲来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若真摔了，医疗费用将是一笔硕大的开销。这句话一下子把晓烨镇住了。晓烨沉吟了半天，才说：“要搬你搬，我不管。”

    机场里接了母亲，母亲的模样倒没什么大变，只是身架更是矮小了一些。母亲把鼻子凑得近近地打量儿子，不像是看人，倒像是猫在闻食。“头发哪儿去了？瘦成这个样子。”母亲摸着儿子的手，啧啧地叹气。“还是你媳妇比你强，腰圆肚圆的，一看就是身体好。”苏伟捅了母亲一下，让母亲住嘴。晓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秘方，最听不得人说她胖。

母亲的眼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回想起来，苏伟总觉得是自己偷了母亲的眼睛，自己的那份光亮，原是踩在母亲的肩膀上得来的。苏伟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有一天突然眼睛就坏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开始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 -——却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苏伟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却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苏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苏伟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苏伟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哒哒的水声。晓烨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晓烨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晓烨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后来，晓烨就带着月亮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苏伟母子吃。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苏伟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很是稀罕月亮，见了月亮就爱搂一搂，亲一亲。月亮说不要碰我。月亮说的是英文，母亲听不懂，却看出月亮是一味地躲。晓烨便对母亲说：月亮不习惯烟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一个抽烟的。母亲听了，从此再也不敢碰月亮。

    母亲的签证是六个月的，可是母亲只呆了一个半月，就提出要走。其实母亲是希望儿子挽留的。可是晓烨没说话，苏伟就不能说话。母亲虽然眼力价不好，母亲却看出了在儿子家里，儿子得看儿媳妇的眼色行事。

    航班是大清早的，天还是冷，晓烨和月亮都睡着，苏伟一个人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苏伟只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硬硬地堵着，气喘得不顺，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像是叹气。泊了车，时间还早，苏伟就领着母亲去机场的餐馆吃早饭。机场的早饭极贵，又都是洋餐洋味。苏伟一样一样地点了一桌子。母亲吃不惯，挑了几挑就吩咐苏伟打了包。母亲连茶也舍不得留，一口不剩地喝光了。母亲的手颤颤地伸过饭桌，抓住了苏伟的手。母亲的手很是干瘪，青筋如蚯蚓爬满了手背，指甲缝里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那是母亲昨天在后院收拾隔年落叶留下的痕迹。

    “娃呀，你听她的，都听。妈年轻的时候，你爸也是顺着我的。”母亲说。

    母亲在将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了他，小时候母亲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娃。母亲的这个娃字在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心里砸开了一个小洞，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跑去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扯了一把纸巾堵在嘴里，哑哑地哭了一场。走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母亲兜里。

    “两千美金。大哥二哥各五百，您留一千。”

    苏伟陪着母亲排在长长的安检队伍里，母子不再有话。临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哥写信打电话，别提，那个，钱，的事。”

    送走母亲，走出机场，外边是个春寒料峭的天，早晨的太阳毫无生气冰冷如水，风刮得满树的新枝乱颤。苏伟想找一张手纸擤鼻涕，却摸着了口袋里那个原封不动的信封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钱还给了他。苏伟坐进车里，启动了引擎，却很久没有动身。汽车噗噗地喘着粗气，白色的烟雾在玻璃窗上升腾，聚集，又渐渐消散。

    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耳朵又不聋，祖父的话说得极分明，一个兄弟走马路，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算是怎么回事？她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

    她在月光下坐了一阵，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久之，对溪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以外别无所有。翠翠走回家里去，在房门边摸着了那个芦管，拿出来在月光下自己吹着。觉吹得不好，又递给祖父要祖父吹。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

    翠翠依傍祖父坐着，问祖父：“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个小管子的人？”

    “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做的，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做的，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

    “爷爷，你不快乐了吗？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你在我身边，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的笑了。“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说过象痕子吗？”

（节选自沈从文锁《边城》）

写给秋天

罗兰

    尽管这里是亚热带，但我仍从蓝天白云间读到了你的消息。那蓝天的明净高爽，白云的浅淡悠闲，隐约仍有北方那金风乍起，白露初零的神韵。

    一向欣赏你的安闲明澈，远胜过春天的浮躁喧腾。自从读小学的童年开始，我就深爱暑假过后，校园里野草深深的那份宁静。夏的尾声已近，你就在极度成熟蓊郁的林木间，怡然地拥有了万物。由那澄明万里的长空，到穗实累累的秋禾，就都在你那飘逸的衣襟下安详地找到了归宿。接着，你用那黄菊、红叶、征雁、秋虫，一样一样地把宇宙染上含蓄淡雅的秋色；于是木叶由绿而黄萧萧地飘落，芦花飞白，枫林染赤，小室中枕簟生凉，再加上三日五日潇潇秋雨，那就连疏林野草间都是秋声了！

    想你一定还记得你伴我度过的那些复杂多变的岁月。那两年，我在那寂寞的村学里，打发凄苦无望的时刻，是你带着哲学家的明悟，来了解慰问我深藏在内心的悲凉。你让我领略到寂寥中的宁静，无望时的安闲；于是那许多唐人诗句，都在你澄明的智慧导引之下，一一打入我稚弱善感的心扉。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去利用寂寞无聊的时刻，发掘出生命的潜能，寻找到迷失的自我。

    你一定也还记得，我们为你唱“红叶为他遮烦恼，白云为他掩悲哀”的那两年苍凉的日子。情感上的折磨使我们觉察到人生中有多少幻灭、多少残忍，有多少不忍卒说的悲哀！但是，红叶白云终于为我们冲淡了那胶着沉重的烦恼和忧郁；如今时已过，境早迁，记忆中倒真的只残留着当时和我共患难的那个女孩落寂的素脸。是“白云如粉黛，红叶如胭脂”，还是“粉黛如白云，胭脂如红叶”？那感伤落寂的心情如今早已消散无存。原来一切的悲愁，如加以诗情和智慧去涂染，将都成为深沉激动的美丽。你曾如此有力启迪了我们，而在我逐渐沉稳的中年，始领悟到你真正的豁达与超然！

    你接收了春的绚烂和夏的繁荣，你也接收了春的张狂和夏的任性；你接收了生命们从开始萌生，到稳健成熟，这期间的种种苦恼、挣扎、失望、焦虑、怨愤和哀伤；你也容纳了它们的欢乐、得意、胜利、收获和颂赞。你告诉我：生命的过程注定是由激越到安详，由绚烂到平淡，一切情绪上的激荡终会过去，一切彩色喧哗终会消隐。如果你爱生命，你该不怕去体尝。因为到了这一天，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一切终要回返大地，消溶于那一片渺远深沉的棕土。到了这一天，你将携带着丰收的生命的果粒，牢记着它们的苦涩或甘甜，随着那飘坠的落叶消隐，沉埋在秋的泥土中，去安享生命最后的胜利，去吟唱生命真实的凯歌！

    生命不是虚空，它如厚重的大地一般的真实而具体。因此，你应在执著的时候执著，沉迷的时候沉迷，清醒的时候清醒。

    如今，在这亚热带的蓝天白云间，我仍读到你智慧的低语。我不但以爱和礼赞的心情来记住生命的欢乐，也同样以爱和礼赞的心情去记念那几年——生命中难得出现的那几年的刻骨的悲酸与伤痛。

    而今后，我更要以较为冲淡的心情去了解，了解那属于你的冷然的清醒、超逸的豁达、不变的安闲和永恒的宁静！

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

卖眼镜的宝应人

汪曾祺

    他是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合适。叫他“王先生”高抬了他，虽然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长衫，而且整齐干净（他认为生意人必要“擦干掸净”，才显得有精神，得人缘，特别是脚下的一双鞋，千万不能邋遢：“脚底无鞋穷半截”）。叫他老王，又似有点小瞧了他。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当面都这么叫。所以“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卖眼镜的撑不起一个铺面，也没有摆摊的，他走着卖，——卖眼镜也没有吆喝的。他左手半捧半托着个木头匣子，匣子一底一盖，后面用尖麻钉卡着有合页连着。匣子平常也是揭开的。匣盖子里面二三十副眼镜。平光镜、近视镜、老花镜、养目镜。这么个小本买卖没有什么验目配光的设备，有人买，挑几副试试，能看清楚报上的字就行。匣底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说是小古董：玛瑙烟袋嘴、“帽正”的方块小玉、水钻耳环、发蓝点翠银簪子、风藤镯……这些东西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寻摸来的。

    他寄住在大淖一家人家。清早，就托着他的眼镜匣奔南门外琵琶闸，哪里人多，热闹，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王四海耍“大把戏”的场子外面、唱“大戏”的庙台子下面、放戒的善因寺山门旁边，甚至枪毙人（当地叫做“铳人”）的刑场附近，他都去。他说他每天走的路不下三四十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生的劳碌命！”

    王宝应也不能从早走到晚，他得有几个熟识的店铺歇歇脚。李馥馨茶叶店、大吉升油面（茶食）店、同康泰布店、王万丰酱园……最后，日落黄昏，到保全堂药店。他到这些店铺，和“头柜”、“二柜”、“相公”（学生意的）都点点头。就自己找一个茶碗，从“茶壶捂子”里倒一杯大叶苦茶，在店堂找一张椅子坐下。有时他也在店堂里用饭：两个插酥芝麻烧饼。

    他把木匣放在店堂方桌上，有生意做生意，没有生意时和店里的“同事”、无事的闲人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他久闯江湖，见多识广，大家也愿意听他“白话”。听他白话的人大都半信半疑，以为是道听途说。——他书读得不多，路走得不少。可不只能是“道听途说”么？

    他说“十八鹤来堂夏家”有一朵云。云在一块水晶里，平常看不见。一到天阴下雨，云就生出来，盘旋袅绕、天晴了，云又渐渐消失。“十八鹤来堂”据说是堂建成时有十八只白鹤飞来，这也许是可能的。鹤来堂有没有一朵云，就很难说了。但是高邮人非常愿意夏家有一朵云——这多美呀，没有人说王宝应是瞎说。

    除了这些稀世之宝，王宝应最爱白话的是各地的吃食。

    他说淮安南阁楼陈聋子的麻油馓子风吹能飘起来。

    他说中国各地都有烧饼，各有特色，大小、形状、味道，各不相同。如皋的黄桥烧饼、常州的麻糕、镇江的蟹壳黄，味道都很好。但是他宁可吃高邮的“火镰子”，实惠！两个，就饱了。

    他的白话都只是“噱子”，目的是招人，好推销他的货。他把他卖的东西吹得神乎其神。

    他说他卖的风藤镯是广西十万大山出的，专治多年风湿，筋骨酸疼。

    他说他卖的养目镜是真正茶晶，有“棉”，不是玻璃的。真茶晶有“棉”，假的没有，戴了这副眼镜，会觉得窨凉窨凉。赤红火眼，三天可愈。

    有一次他拿来个浅黄色的烟嘴，说是蜜蜡的。他要了一张白纸，剪成米粒大一小块一小块，把烟嘴在袖口上磨几下。往纸屑上一放，纸屑就被吸起来了。“看！不是蜜蜡，能吸得起来吗？”

    蜜蜡烟嘴被保全堂的二老板买下了。二老板要买，王宝应没敢多要钱。

    二老板每次到保全堂来，就在账桌后面一坐，取出蜜蜡烟嘴、用纸捻通得干干净净，觑着眼看看烟嘴小孔，掏出白绸手绢把烟嘴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然后，掏出一支大前门，插进烟嘴，点了火，深深抽了几口，悠然自得。

    王宝应看看二老板抽烟抽得那样出神入化，也很陶醉：“蜜蜡烟嘴抽烟，就是另一个味儿 ，香，醇，绵软！”

    二老板不置可否。

    王宝应拿来三个翡翠表拴。那年头还兴戴怀表。讲究的是银链子、翡翠表拴。表拴别在钮扣孔里。他把表拴取出来，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看看，多地道的东西，翠色碧绿，地子透明，这是‘水碧’。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不贵，两块钱就卖，——一根。”

    十几个脑袋向翡翠表拴围过来。

    一个外号“大高眼”的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

    开陆陈行的潘小开说：“就是太贵，便宜一点，我要。”

    “贵？好说！”

    经过讨价还价，一块八一根成交。

    “您是只要一个，还是三个都要？”

    “都要！——送人。”

    “我给您包上。”

    王宝应抽出一张棉纸，要包上表拴。

    “先莫忙包，我再看看。”

    潘小开拈起一个表拴：

    “靠得住？”

    “靠得住！”

    “不会假？”

    “假？您是怕不是玉的，是人造的，松香、赛璐珞、‘化学’的。笑话？我王宝应在高邮做生意不是一天了，什么时候卖过假货？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玉不怕火，‘化学’的见火就着。当面试给你看！”

    王宝应左手两个指头捏住一个表拴，右手划了一根火柴，火苗一近表拴——

    呼，着了。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