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

    在叙事文学的话语结构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叙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时间关系。这两种时间有时可以重合，比如在叙事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古典话剧的一幕，便是如此。但就整体而言，本文时间和故事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于时序、时长与频率中。

    叙事作品中的时序是本文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相互对照形成的关系。通常人们相信，“自然”的叙述顺序应当是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一致。编年史式的故事（如典型的史传文学）明显地体现出这种一致性来：叙述的前后从整体上来说便显示出故事的前后顺序。情节性强的故事突出的是逻辑顺序，而根据“前为因，后为果”的习惯观念，逻辑顺序应当同时间顺序是一致的，人们把按照虚构的时间或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称作“顺叙”。

    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之间还存在种种不协调形式，即一般所说的“逆时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对逆时序的叙述方式极为推重，他向人赞扬荷马的叙述方式：“他写狄奥墨得斯回家不从墨勒阿格尔的死写起；他写特洛亚战争也不从头写起。他总是尽快地揭示结局，使听众及早听到故事的紧要关头”。荷马这种从中心事件开始然后倒叙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叙事的一种传统结构。

    时长是指一段连续时间的长度。故事时间的时长是确定的，尽管有的叙述因缺乏时间标志而变得暧昧不清。本文时长只有一段文字的阅读时间，然而阅读时间不是千篇一律的，谁也无法测量出标准时长来。我们无法对两种时长进行量化比较，但可以假设一种“匀速叙事”，即故事时长与本文时长的关系始终保持均衡状态的理想叙事作为参照点，从而比较出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速度与节奏特点来。

    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故事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事件的重复与话语的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严格地讲，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太阳终岁常见而光景常新。但在叙述话语中却可以抓住两个事件中的相似特征而形成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如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重复出现同大鱼搏斗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恒定的母题，启示人生的一种永恒意蕴——无尽的渴望与追求。

    话语的重复是指对某一事件反复讲述若干次。事实上叙述一个事情的话语原原本本地反复插入故事中，这在叙事中是很少的。典型的话语重复是反复讲述同一件事，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有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

（摘自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有删减）

失败的英雄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做是一个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功绩，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自己被杀之外，还搭上了秦武阳．樊於期的性命，失去了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使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名刺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轲时，笔墨包含感情，整个刺秦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对荆轲如此偏重呢？因为荆轲比其他刺客高出一筹，而那又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对象高出一筹。况且，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轲失败扼腕叹息，纷纷分析其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荆轲进咸阳宫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刺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首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给自己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到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能达到。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刺秦成功。然而，假如荆轲真的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

    荆轲的英名虽与成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易水，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但他敢于向最强者挑战；他去赴死，高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那个号称十二岁就杀过人的秦武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的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他能谈笑自如；当他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在孤独中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却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一一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网络直播是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这种直播通常是主播通过视频录制工具，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戏等活动，而受众可以通过弹幕与主播互动，也可以通过虚拟道具进行打赏。

    在直播过程中，较之于微博、微信的信息随时发布，现场实时发布应运而生。由于操作便利，各阶层的人们都能通过发布按钮把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新鲜事情搬到网络上并实时与观众互动。实时发布在空间上让发布主体同观众之间的距离缩减到最小，促使观众关注程度增加，对直播的各个环节都有新鲜感和身临其境感，进而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大众传播中，传播模式基本上是单向的，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等特点，网络直播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

    网络直播更加突出传播个体的个性，释放公众表达的欲望，个性十足的人们迅速成为不同话题的“意见领袖”，带着自己的跟随者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强化了“人人即媒体”的传播格局。之所以是强化了，是因为早先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公众的个性，使人们有渠道更自由地表达。但随着新生代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升级以及互联网娱乐习惯形成，网络直播带来了更直接、更有效果的传播方式，满足了人们个性化十足的表现需要和观看需求。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在对受众进行研究时强调，受众会受到来自“媒介的压力”，如报纸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电视需要相应的接收条件。在网络直播过程中，这份“压力”被减到了最少，直播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类，其内容浅显易懂、贴近生活。进行直播和收看直播所需要的工具也越来越简单，只要有意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切换身份，成为“主播”，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自己的意见，释放自己的个性。

    传播层次越少，可信度也就越高，“多级传播”必然造成“信息损耗”，直播的直接性传播优势体现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无需转述，减少了“信息损耗”，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对网络直播平台而言，当直播行为开始，云端会同步抓取同步存储、同步传递，延迟不会超过2秒，平台也无法把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经过加工、剪辑、审核之后再公之于众，唯独直播，它可以让用户与现场进行实时连接，有着最真实最直接的用户体验。它打破了网络隐匿性特点，相较于文字、图片等形式，直播视频的修饰难度增强，公开性大幅提高，也更加真实。

    不过，也正是因为直播平台实时连接突出真实性特征，导致此领域“把关人”的缺失，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为了得到高关注度，网络直播领域乱象较多，有的主播为了获得受众眼球，得到“礼物”，举止失范，也使得网络直播这种传播方式饱受诟病。但网络直播的乱象，将随着监管的加强以及平台自律逐步得到解决，直播形式也将受到越来越多人和企业的青睐，未来的直播平台将在搭建明星与粉丝交互新渠道、在企业营销以及新闻报道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摘编自《网络直播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

材料一：

如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手机客户端新媒体的崛起给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此而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身处其中的青年人应如何对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其实，“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快速阅读方式，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人认为，“碎片化”阅读可以使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以概念和模块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比如“知乎”等问答网站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更加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另一个共识是，对于想要通过阅读提高思维能力，获取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碎片化”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入职某金融公司不久的小楠就在努力抵抗“碎片化”阅读对自己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微信上的内容太多太杂，但是时间太少了。如果有大段的时间，比如周末或者晚饭后，我还是愿意坐下来，有系统地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碎片化”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其实一次阅读是否深入有效，关键在于阅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而非阅读方式的选择。手捧畅销的成功学书籍，和认真阅读一些有含金量的微信推送文章，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摘编自《如何做一个靠谱的阅读者》）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常态，上下班通勤、等人排队、出差途中，这些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时间。一篇篇微信、一条条微博、一段段抖音小视频、一个个喜马拉雅音频，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明星八卦、育儿心得、心灵鸡汤甚至广告软文……我们从早到晚看微信、刷微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仿佛天下事十之八九尽在胸中。可这种泛化阅读并没有带来个人真正的成长，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内容呈现特点有关，跳跃式的非线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维不断被分散，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某一个主题，结果阅读变成浏览，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简单的资讯检索。另一方面，在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不少内容生产者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所谓爆款文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内容适合浅阅读，迎合了大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阅读者的思辨能力却在逐渐退化。

因此，在这个“形散”已经不可避免的时代，要想保证“神不散”，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阅读的时间可以碎片化，但阅读的内容不能碎片化，即要形成知识系统。因为没有目的的阅读，就如同没有购买需求的主妇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集市，茫然不知所措。在碎片化时代进行阅读，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才能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环境中，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达到阅读的目的。

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原尻淳一曾根据谷歌公司7：2：1的投资基准比，从阅读时间分配上对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建构进行了规划：7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2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周边，10%的时间看未知的领域。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泛化阅读到主题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明确了个人知识体系之后，根据体系内各方面的重要程度优化时间和精力分配，采取苦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的结果。

此外，为了应对跳跃性的思维过程和欲罢不能的鸡汤消费，读者可能还需要在阅读形式上进行某些妥协，譬如每周抽取一定的时间脱离数字化环境，迫使自己在纸质的印刷文字上深耕。其实，许多图书馆、文化馆、独立书店已经推出了不少读书日、读书月活动，号召人们将深度阅读作为放松身心的方式。

（摘编自《信息过量时代，如何克服阅读焦虑》）

材料三：

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思维方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为主导的阅读方式，有可能趋向思维的碎片化、平面化、同质化，而在印刷时代形成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感知能力可能在降低。

信息时代的阅读很方便，有以往阅读方式所不具备的巨大潜能，当然要充分利用。现今，进行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资源。对于数字化新的阅读形态，只能主动跟进，而不能消极抵制。但要注意，新的阅读形态可能有利有弊，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可以并存，既读书，也读“网”。一般而言，读“网”比较适合“浅阅读”，了解新闻信息，也是上网比较方便。但读纸质书更适合“深阅读”。要想读经典，最好还是读纸质书。因为上网阅读往往会受到其他推送信息的干扰，使这种本来“深阅读”的思维与感受变为“浅阅读”。

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装帧、开本、版式、纸张，都可能含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令人玩味不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它的来路，都可能带有文化记忆。“坐拥书城”“有书卷气”是说一种令人羡慕的气质，这些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上是得不到的。读书终究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现代信息科技如何发达，不能也不应当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在信息时代，既要适应和利用网络阅读，又要警惕和尽可能减少网络阅读带来的弊害。

（摘编自《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