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边》

----伯尔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10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4点到8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坐在垃圾堆上的男人

（美）图维亚·博尔顿

    从前，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名叫法尔博斯。尽他非常富有，但他也很痛苦。

    他用尽一切办法，想抚平自己的痛苦。他去看医生，但他们全都说他气壮如牛。他去玩音乐，玩各种运动，尽情跳舞，去旅游，甚至尝试冥想，但这一切似乎全都没用，他仍然很无聊，很郁闷。

    无奈之下，他向一位智者求教。

    “你的问题，”智者说，“是因为你从未做过慈善。你完全是为自己而活——所以你会痛苦。如果你要快乐，那就去帮助他人吧。”

    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他可以做慈善，然后就可以摆脱忧郁。他带着新希望离开了智者。

    但是，他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那些看起来贫穷的人给他的感觉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贫穷。他相信，一定有很多人真的需要钱，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不可能就这么把钱给每一个人，如果把钱给了那些不该给的人，那根本就不是做慈善。

    于是，他有了一个主意：他把钱给那些已经绝望了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才真的贫穷。

    他开始到那些可以找到不幸的人的地方：医院、孤儿院、监狱、酒吧和贫民区。但他根本无法成功。他见了有困难的人、有疾病的人、有债务的人、有对手的人，他见了无家可归的人、身无分文的人、失业的人、无助的人，但却没有觅到绝望了的人。

    他感到越来越绝望了。

    有一天，当他在一条小巷中行走的时候，他听到了从垃圾场方向传过来的呻吟。他立即朝那个方向走过去。

    垃圾堆上坐着一名男子，他表衫褴褛，浑身疖子，不停地呻吟，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

    “你怎么了？”法尔博斯急切地问道。

    “哎呀，不要问了。”男子回答，他双手抱着头，来回摇晃，“我失去了一切！哦！我的钱，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朋友，家人，所有的一切！现在我又长了这么多疖子！哎呀！”

    “告诉我，”富翁激动地问，“你还有希望吗？”

    “希望？”他回答。“你说的希望是指什么？”

    “你知道的，”富翁说，“希望事情会变好。”

    “当然！”穷人睁大眼睛看着他回答，“只要我还在大地之上，而不是大地在我之上，我就有希望。进坟场就没希望了！你在寻找无望？到坟场去吧。”

    此时，法尔博斯真的是地绝望了。难道他注定要痛苦一生吗？他就没有办法把钱捐出去吗？

    突然，有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他可以采纳这个人的建议！他可以到坟场，把钱放在那里。

    他知道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而且也不是真正地做慈善。但至少这是给予！而且，钱肯定不会落入不对的人手中。

    于是，当天晚上半夜，他带着一麻包钱和一耙铁锹，悄悄地潜入当地一处墓地，随便挑了一座坟墓，挖了一个洞，把钱扔进去，用泥土覆盖好，然后跟进来时那样悄悄地离开。

    他一回到家，立即就感觉好受多了，仿佛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石头被取下来了。他终于开心了！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法尔博斯几乎忘记了坟场这件事。但是，造化弄人，此时，他的命运轮盘朝着厄运方响旋转了——他生意大不如前。5年后，他已近乎破产，迫切需要一笔现金。

    竟然，他想起了那笔埋了的钱。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当晚，他带着同一把铁锹和同一个麻包，再次悄悄地潜入同一处墓地，找到了他埋钱的那座坟墓，好了，再过几分钟他就可以……

    “举起手来！”他身后一声厉喊，“举起手，别放下！警察！”

    法尔博斯的膝盖开始颤抖，他几乎被吓得摔倒。“现在慢慢转身。”又一声厉喊。

    他转过身子，看到一位警察，用一支巨大的枪对着他。“抢劫死人，哦？你真低贱！”警察说，然后给法尔博斯戴上手铐。

    他想解释，但他颤抖得很厉害，已经无法自控，只能说出“不是……但是……我只是……”。几分钟后，他就被送去坐牢了。

    一个星期之后，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数年前那位坐在垃圾上的男人所说的那句话：“只要我还在大地之上，而不是大地在我之上，我就有希望……”

    那位警官出庭作证。

    “法官大人，我是在犯罪现场抓住他的。他当时用一把铁锹在挖，在坟场中挖，想盗窃死人的财物？他甚至还带来了那个麻包，用来装金银等财物。”

    “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法尔博斯先生？”法官转向他问道。

    “法官大人，事情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几年前，我把一些钱埋在那里了，因为我那时在寻找没有希望的人。也就是说，我得做慈善，因为有位智者叫我那样做，所以我就去寻找这种人……”法尔博斯看看法官，想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否有用。

    “好，接着说。”法官说。

    法尔博斯接着说：“嗯，我在垃圾场遇到了一位男子，他浑身长满疖子，是他让我去坟场的。于是我就去了，并把钱埋在了那里，而现在我需要把它们取回来。”

    “你相信这话吗？！”警察惊讶地叫起来。“请原谅，法官大人，这是我听到的最疯狂最混乱的谎言！”

    “是的，我相信他的话，”法官强调说，“这个人说的是真话，把他释放了，他是无辜的。”

    “什么，法官大人？”警察说，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把他释放了。立即释放。”

    法尔博斯先生回到大街上之后，迷惑不解的他努力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在他沉浸于意想不到的自由的喜悦之中时，好像有什么在他脑后不停地唠叨。那个法官，他以前见过他吗？他记得，自己应该是在哪个地方见过这副脸面……

（选自《坐在垃圾堆上的男人》，有删改）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

借刀记

文娟

秋香蹲在地上，挥舞菜刀，咚咚咚一阵剁，狠狠地，刀片从木头柄中脱出去，画了个漂亮的圆弧，差点砍着伸头缩脑的芦花鸡。芦花鸡吓得不轻，扑棱扑棱避到远处，窥视着秋香，似怪秋香故意而为。秋香呸了口：“该死的，瞅啥瞅！”

农历四月十六，逢大集。秋香老早与一帮姐妹掰过指头，买红丝，扯绿线，画鸳鸯，描牡丹，绣几双漂漂亮亮的鞋垫子。隐隐约约中，一个念头秘不示人，这念头只敢躲在被窝里想，说出来可羞死人。

秋香扔下木头柄，想象姐妹们嘻嘻哈哈、你推我让的快乐样，嘴巴噘得像钩子。

天蓝蓝，蓝得像屋前的小河水；太阳红红，红得像灶膛里的火苗苗。“都怪这天！”娘说，“趁日头烈，雪里蕻统统起田，腌一大缸酸咸菜，剁一小坛干咸菜。”娘拦下攥着塑料钱包往外走的秋香，说：“抓紧剁，抓紧剁，朝怕南云涨，天色说变就变。”

“死丫头，做啥呢？”娘端着洗衣盆，从水踏子歪歪扭扭爬上来。娘明明看见了地上孤零零的木头柄。阳光下的木头柄，圆润光滑，乌黑发亮。娘经常说，这木头柄，是当初陪过来的嫁妆。

秋香说：“坏了，剁不成了。”

娘说：“剁不成也得剁。”娘看看晾在屋檐上树丫间的雪里蕻，眉眼里嵌满得意，今年雪里蕻长势特别好，绿油油，胖墩墩，一棵一满怀。

秋香说：“咋剁？”

娘说：“去借，东宅，三婶家。”娘又往盆里浸被单。

三婶不赶集去？”秋香问。

“三婶不。”娘肯定。

秋香喊过三婶喊三叔，院子静悄悄，只有老猫伸着懒腰练台步。秋香转去偏屋，一眼瞥见灶台上亮铮铮的菜刀。三婶性子躁，独独与秋香娘投机，过年时年糕合笼蒸，娘半笼，三婶半笼；扯洋布做小褂，一块料子俩人算计来算计去套着剪。

娘说：“小心，三婶菜刀锋利。”

秋香认起真来，干活特利索，日头掠过头顶，一坛子咸菜冒了尖尖。娘用扁担头压了压，又压了压，确信铁板样结实，方用塑料皮封了口。娘吩咐秋香还菜刀。秋香说：“这就去。”又说：“三婶家中午不开伙？怎没见寻菜刀？

秋香喊过三婶喊三叔，院子静悄悄，只有老黑猫追着蝴蝶玩游戏。三婶家墙根儿一溜儿一溜儿凤仙花，一嘟噜红一嘟噜白，热热闹闹正艳。秋香掐了一嘟噜白色的，想了想，又掐了一嘟噜红色的，染指甲，涂脚趾，叫个美！

日头落山时分，三婶大包小包回来了，遇着秋香娘，掏出两把馒头干。原来三婶串亲戚去了。秋香娘想提借菜刀的事，看三婶累得慌，转念晚上过去道声谢也不迟。

三婶高一声低一声好一阵，不知道吵啥吵？秋香捧了饭碗跑过去，左邻右舍好多人捧了饭碗跑过去。三婶站在院门口，手里握着豁了口子的菜刀：“啊，把我菜刀糟蹋成这样！啊，可是把新菜刀，自家舍不得用，哪个缺爹娘少交代的，天打雷劈！”

秋香大气不敢出，拿筷子的手哆哆嗦嗦，饭菜泼洒一地。娘跟过来，揪住秋香，小声说：回家去，死丫头，做了错事不告娘一声！”

秋香磕磕巴巴分辩说：“不是我，保证不是我还过去时，好好的。”

“好好的？”娘不相信。娘说：“你不愿剁，冲我来，不能糟蹋三婶菜刀！”

薄暮中，不知谁附着三婶耳朵小声说：“是……”

“哐当！”三婶把菜刀掼地下，盯着秋香娘俩背影：“我说呢，良心被狗子叼掉了，馒头干塞了屁股眼！”

秋香娘老脸挂不住，退不是进不是，接腔不是不接腔又不是。

“三婶这是骂谁呢？三婶这是冤枉人了呢！”大强拨开人群，说，“三婶啊三婶，大强给你赔莱刀来了。上晌你们不在屋，我拿了剁猪草。”大强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大强住三婶东宅，大秋香两岁，已经验上兵，马上离开家乡去部队。

三婶愣了愣，愣的当口，三叔从地里回来了，三叔拨开人群，火急火燎冲三婶吼：“自个儿整天不着屋，不知轻重张臭嘴，去猪栏看看，下晌老母猪拱了圈，寻不着瓦刀，拿菜刀砌的墙……”

秋香与娘刚睡下，三婶来敲窗子，说：“天气愈来愈热，年糕长了半寸毛，最后一碗，均两份，你一份，我一份，搁窗台上。”

夜里，秋香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买了红丝，扯了绿线，画了鸳鸯，描了牡丹，绣了一双漂漂亮亮的鞋垫子。鞋垫子塞进大强背包时，秋香的脸皮像大强胸前的大红花，红彤彤，红彤彤。

（选自《金山》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