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

    除夕夜，雪还在下着，对面的山已经成了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被霭霭的暮色笼罩着。咔嚓”一声，一棵枝桠在雪的重压之下，带着雪沫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就是静寂，无边无际的静寂。

    一个亮着晕黄的灯光的草屋下，几个孩子倦倦地偎在炭烧火桶边，旁边一只烧煤的炉子，放着一只铝锅，里面“突突”地冒着热气，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

    屋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老大飞快地拉开木门，门像老牛一般哼唧着，光亮由一根木棍被拉宽，像面镜子躺在雪地里 ， 她喊道：“妈!”

    母亲挑着两担雪，拖着一地水迹走了进来，老二老三也都一起站到了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摘下头上的围巾，脸颊冻得通红，说：“原以为有最后一班公交，没想到今天三十，中午就没了──”母亲一早就出门卖菜了。

    拨开筐子里的积雪，母亲扒拉出三棵大白菜，老二失望的眼神垂了下来，老三委屈地瘪嘴，眼圈泛红，老大瞪了他们一眼，就去拎起炉上的锅灌水。

    母亲剥去了身上的军大衣，那还是父亲留下的，抻了抻衣袖，看着这三个瘦骨伶仃的儿女，眨眨眼说：“今天过年我们吃元宝吧。”

    “元宝？”几乎是异口同声，目光也聚光灯般投向了母亲，老三吧嗒着满嘴的口水。

母亲点头，指挥道：“老大，你把这几棵白菜洗洗!”

    “老二，去把床下的粉丝拿出来!”

    老三才五岁，睁着透亮的黑眼珠注视着母亲，母亲说：“你给我准备一瓢水。”

母亲舀了几碗白面在盆里，吩咐道：“加水!”

    老三两只手颤巍巍地端着水瓢，滴了两滴，“不够!”母亲说。又加了一点，母亲直接从老三手里夺过水瓢，“哗”的一声，水冲到面里。母亲操手搓揉了起来，面团像雪球一般滚大，圆滚滚的像个白胖子，母亲安慰般拍打着面团。

    洗净的白菜从热水里捞起，切碎，放到摊开的纱布里拧干，粉丝同样烫软，一起切碎，放在一个盆子里搅拌，加盐，又一通拌着，白菜也慢慢泛着喜色。

    母亲把擀面杖直接压在了面团上，横一道竖一道，胖子被压扁，抻长。直到一张大面皮摊在桌上，又找来一个罐头瓶子，压在面皮上，一个圆形的面皮就出来了。

    “饺子!”老二惊呼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包过饺子，父亲擀面皮是掐一小块面剂，擀面杖搓动两下，一块面皮就飞了出来。不像母亲这样费劲。

    饺子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像一群咧嘴的大肚汉。母亲对老二说：“去烧水吧!”老三在一旁不安分地用手揉揉捏捏，被母亲拍落了，老三噘着嘴，老大在一旁安静地包着饺子。

    当水汽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只只水饺“扑通通”地跳下水，沉到锅底，母亲掂着锅铲说：“你们三个把对联贴上!”

    等三个孩子回到了屋里，三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端到了桌上。母亲颇为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惊喜，你们谁吃到了，谁明年就有好运哟!”

    老二咬了一口，惊叫道：“我吃到了!”就吐出一枚硬币，摊开手掌，熠熠生辉。

    老三有些着急，吞了几口溜光水滑的饺子，停了下来，翻着白眼看着老二，母亲吃了一个饺子，鼓励说：“三子，吃啊!”

    老三眉头锁住，又解开，叫道：“我也吃到了!”从嘴里就吐出了硬币，在手里扬了扬，那样子比吃了开心果还兴奋。

    老大看着母亲，说：“我吃撑了!”就把碗里两个饺子拨到了母亲的碗里，赶紧把碗抽走。母亲牙齿“咯噔”了一声，蹙眉，老三叫道：“妈也吃到了!”

    老二拍着巴掌说：“大姐，就你没有吃到了!”

    老大鼓起嘴咽着一口，瞪大眼说：“不好，我吞到肚子里了!”

    欢乐的笑声爆起，冲破除夕夜白雪皑皑的屋顶张扬开来。母亲转头望向墙上丈夫的照片，嘴咧开，眼圈却已经红了……

舌苔上的记忆

雷抒雁

    在人类所有的记忆里，我以为以味觉的记忆最为深刻，最为顽固。

    那是在你饥饿时，或者在你的成长期里，某种饮食以它独特的滋味突然地闯入，或者是经常性地光顾，刻写在你的舌苔上，濡染了你的味蕾，使你有了一种与生俱在的感觉记忆。此后，随着年岁的增长，环境的迁易，也许有过无数次更美妙的食物冲洗、覆盖过你的舌苔，那种特殊口味的记忆却生机勃勃地清醒着，牵动着你一生的神经。

    有些口味缘地域而形成群体，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

    居京的陕西乡党，每每有机会聚会，必到“蓝花花”“老孙家”什么的陕西馆子里去，饱餐一次 “土得掉渣”的陕西食品。那时的快乐，肯定是舌头挑起的。吃着辣辣酸酸，油油汪汪的油泼面，或来一碗掰得细细的、煮得烂烂的、肉肥汤醇的羊肉泡馍。一时之间，只听见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的进食声。

    只有吃陕西这种合口味的饭，老陕们才有这种旁若无人、汪洋恣肆的场面。三碗下肚，打个饱嗝，用厚厚的掌心抹一把油嘴；然后，几双豹眼，吃傻了一般，呆呆地相互望着，半晌嘣一句重重的陕西话：“美!”这叫“解馋”。只有在这种场合，那些学了多年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才会一概扔掉，显出西北语言凝重、朴拙的本色。

    一位目睹了这场面的外省人，惊得连连摇头：“要真正认识陕西人，你得看陕西人吃陕西饭!” 口味，就是这样让你变得原始，甚至恢复野性。

    陕西乡党到一起，说文学，论世事，多有见仁见智，唯在这吃食上，意见一致得惊人。凭着那一口辣、一口酸，让撸起袖子去拼命，也都值得。

    我的老母亲，已是八旬高龄，总惦记家乡县城钟楼巷里那家卖馄饨的。说那馄饨皮薄，馅香，煮馄饨的汤，是老母鸡炖的。还有家乡的蜂蜜与凉粽子，甜、软、香。老太太说起这些时，总会蠕动嘴唇，还要不时用手擦擦嘴。北京有的是馄饨，有的是凉粽子。不行，吃了后，说不是味，不如家乡的好。我和老娘开玩笑，说有位皇帝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逗得老太太直乐，说：“也怪，这口味一旦有了，硬是改不了! ”

    说改不了，也真是。日前回西安小住几日，朋友安排我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一上餐桌，打开菜谱，溜一眼：川、粤、潮州，生猛海鲜，应有尽有，唯独没有魂牵梦绕的陕西地方食品。朋友热情，珍馐满桌；我却淡然，难以下箸。

    第二天早早起来，穿街过巷，只在味觉记忆的顽强指引下，寻那早年让我恋恋难去，又常因无钱而空回的地摊食品。

    先来一碗胡辣汤。中国饮食，说全了，色、香、味、器、形、意，字字得到。可这种街头传统食品，重的只在一字：味!若看那色，黑糊糊一锅浓汤，没少倒酱油，少打淀粉；里边若隐若现些白菜、粉条、肉丸之类。很像旧时的木匠师傅做活时，熬下的一锅皮胶，腾腾冒着热气。要是外省人看了，怕要呕出胃来。可咱要的，就是那一口“味”儿!

    拿起汤匙细品那碗胡辣汤，几十年前的种种记忆，裹了一些人和事，都一勺勺，或酸或甜地随它灌进肚子去。吃罢，那辣、那粘、那香，似乎跨越岁月，和生长在记忆中的口味衔接在了一起，舌齿之间，久久难去。虽说只是一碗俗常饭食，此时，冲击情感，竟如面晤久违亲朋，或者徜徉于友人书信的墨香之中。

    在西安的日子，天天如在梦里，有时驱车十里八里，也就为吃一碗开胃的“歧山臊子面”，或者一块干硬的乾州“锅盔”。

    往事、乡情，我是用舌头一点一点贪婪地品尝它的滋味。

    前些年，我去了趟台湾，偏偏台北就有一家羊肉泡馍馆子。入座，老板操一口地道陕西乡音迎上，只三、五句交谈，便一见如故，把所有陕西饭食，都一一端了上来。只可惜，名实相去甚远，大大走了口味。想想也是，几十年的阻隔，那水、那土、那用料，全不是故乡的了，连食客的口味，也变得失去辨别力。可是，环顾左右，那些客居的陕西乡党，吃得却是津津有味。其实，来这里的人，吃的也只是那食品的名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思，满足的也不过是深深打上故乡烙印的味觉怀旧。如果某一日，能回到陕西，真真切切地触摸一下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味觉记忆，怕会未曾举箸泪先落了。

    舌苔上的记忆，是渗入血肉和生命同在的东西。那根，深深扎在故乡情思的厚土里!

    （有删改）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院墙角或房后面一棵树，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便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有删节）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路遥

当我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①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②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决心，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栗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事，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设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

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到可笑和蹩脚而停止。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去纸篓中撕下的一堆废纸，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

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伟大的事业？

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还梦想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捉一捉“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

第三天重蹈覆辙。

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于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有删改）

［注］①作者弟弟王天乐。②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初稿，文章结尾处的“全书”即《平凡的世界》。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